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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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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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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4 14:44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思想的著作虽不可胜数,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一书。人们对其他古籍中所保存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赝品。更有甚者,最近有人连《论语》的可靠性也提出质疑,认为“从逻辑上说”,“更合理”的推断是“所谓原始结集一事本属乌有”,“《论语》的结集,时间可能晚得多,不是在公元前五世纪,而是在公元二世纪的景、武之际”,而“今本《论语》诸章的宾主称谓很不一致,似可作这一推断的依据。”[1]如此看来,中华民族的圣人岂不成了虚无缥缈的幻影!
好在郭店楚墓竹简有助于打消这种疑虑。
《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对于这种说法,后人多持怀疑态度,以为这几篇不过是后人之假托。现在郭店竹简的出土,证明上述记载是完全可靠的。
首先,《缁衣》本身就是郭店竹简的一篇,足见其为先秦旧物。
其次,郭店竹简《大常》篇载:
是故君子衽席之上让而受幼,朝廷之位让而处贱,所宅不远矣。
这一段文字又见于《坊记》:
子云:“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
从行文看,《坊记》的文义比较完整,显然是《大常》引自《坊记》。这说明《坊记》的成篇早于《大常》。
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由考古学的证据看,郭店一号墓是战国中期后段的,其具体年代,可估计为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时间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更要早些。”[2]由此推断,更早于竹简《大常》的《坊记》,其著作年代正与子思生活的时代相吻合。
在这几篇中,《中庸》的一部分为孔子语,《表记》、《坊记》、《缁衣》全篇皆为孔子语。有些人虽然承认这几篇出自《子思子》,但认为其中的孔子语为子思所假托。其实,对此子思子本人早已交待得很清楚: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丛子·公仪篇》)
这句话出自《孔丛子》,此书不能看作伪书(参见下文),所记当有根据。鲁穆公所说的“子之书”当然指子思书。故这段文字一方面说明子思书的确包括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孔子语当时就被怀疑为子思假托,而子思早已予以驳斥。
我以为,沿着这些线索重新检讨一下《论语》的成书与流传以及其他文献中有关孔子的记载,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二、《论语》的结集

《论语》为先秦古籍,两汉学者多有记载,这在历史上本来没有疑问。如刘向说,《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论语序》引);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子·艺文志》);匡衡说:“《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王充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言行”(《论衡·正说篇》);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增加了子游);《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赵岐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孟子题辞》)。两汉学者去孔子未远,其说应该有相当的根据。各家的具体说法虽然不同,但认为《论语》为孔门弟子编撰却是非常一致的。这些孔门弟子当然都生活在先秦时期。就此来看,《论语》在先秦时期确已编辑成书。
其实,关于《论语》的成书,今本《论语》本身已经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子张听到孔子的谆谆教导,唯恐忘记,匆忙写在衣带上的情景跃然纸上。可见,孔子弟子确有作笔记的习惯,这正是日后孔门弟子们将所记孔子言行录结集成《论语》一书的基础。
从“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弟子共纪”、“七十子之畴”等字眼看,《论语》的编者肯定不止一人,而是一批人。至于具体是哪些人,多数学者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只有郑玄说系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所为,《论语崇爵谶》说系子夏等六十四人所为。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前者详于编者的名字,后者详于编者人数。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论语》的编撰者是仲弓、子游、子夏等六十四人。
但是,这场笔墨官司并没有从此结束,它继续吸引着后来的探索者。唐代柳宗元的《论语辨》认为:“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柳河东集》卷四)宋代的程颐在曾子弟子之外,又加上有子弟子,以为“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二子独以子称”(朱熹:《论语序说》引程子语)。沿着这条称谓不同的线索,宋永亨因《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出于闵氏(见《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这些说法也不无道理。
所以,对以上诸说应该结合《论语》本身综合加以考虑。在我看来,《论语》的编者应该是孔子的德行和文学两科的门人。
首先,从《论语》的内容看,顾颉刚先生早就指出:“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3]《论语》中的孔子“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只意味着《论语》侧重于道德修养,而不意味着孔子不关心政治,事实上孔子一生都在为他的政治理想而奋斗。据此,我们推断,《论语》一书的编者,一定是孔门德行科的弟子。
这种推断正与上述历代学者关于《论语》编者的说法和猜测相吻合。
孔子以四科教学,各科皆有特别突出者:“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在德行科所列的四人中,颜渊早逝: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论语·雍也》)
冉伯牛也先于孔子而去: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论语·雍也》)
所以他们两位不可能在孔子死后参与《论语》的编纂。其余二位,即仲弓和闵子骞,都曾被学者们认定为《论语》的编者。至于曾子和有子,亦以德行而闻名。人所共知,不必具论。
然而,子游、子夏乃文学科高才生,而非长于德行,为什么也参与了《论语》的编纂呢?这不难理解。所谓文学,即今天所说的历史文献。《论语》的结集,其实是一种文献编纂工作,所以需要子游、子夏相助。
再者,子夏和曾子的私人关系很好,孔子去世后,他俩仍过往甚密。《礼记·檀弓篇》和《论衡·祸虚篇》都记载了孔子去逝后,“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的事情,《韩诗外传》卷九也载有子夏探望曾子并请教“三乐”、“三费”之事。所以,这两系共同参与编纂《论语》,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论语》中的原始资料虽然记录于孔子的直系弟子,但其结集者当包括再传弟子,甚至主要是再传弟子。其一,《汉志》所说的“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已明确地将《论语》的记录者――孔子弟子和结集者――孔子门人区分开来。其二,《论语》将孔子的某些弟子称“子”,当是孔子再传弟子对直传弟子的称呼。其三,《论语》载有曾子之死,说明曾子未及参加《论语》的结集。而曾子为孔子晚年弟子且得寿终,曾子去世时,孔子弟子已所剩不多了,是以知《论语》的结集者主要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因而,各家对《论语》编纂者的说法,或指本人及其弟子,或仅为某某之弟子。
这样一来,《论语》中宾主称谓的混乱,也可得到合理解释。一方面,由于每个人的语言习惯和身份的不同,所以在孔子弟子的原始记录中,宾主称谓本来就不尽一致;另一方面,由于《论语》的结集者主要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以他们在整理原始记录时根据自己的身份对其中宾主称谓加以润色改动,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以“今本《论语》诸章的宾主称谓很不一致”来推断《论语》晚出,是毫无根据的。
《论语》是何时结集的呢?该书所记时代最晚的一件事是曾子之死,而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上限。现存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并引用其文的文献是《礼记·坊记》:
《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如上所述,《坊记》乃子思所记孔子言论,而子思死于公元前402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下限。根据这种推断,《论语》当结集于公元前436年至公元前402年这34年之间。从这个时间看,《论语》的结集者当仅限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两代。
除这条“《论语》曰”之外,《坊记》等篇所记孔子言论皆称“子云”、“子曰”、“子言之”,为什么只有这一条称为“《论语》曰”呢?今查《坊记》所载孔子语,只有此条与今本《论语》相同。由此可以推知,子思所辑孔子言论,原则上只录《论语》所未载,其所载者,毋庸重录。但《坊记》此章,均为孔子有关孝道的论述。大概子思认为《论语》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一语十分重要,便破例引用,并特标“《论语》曰”,以示非敢掠美。
《坊记》既已提到《论语》其名,说明《论语》在成书时就已经命名。然而,这一名称并未广泛流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论语》还因其性质被称为《传》、《记》、《语》等。如《史记·封禅书》:“《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见《论语·阳货》);《法言·孝至》:“吾闻诸《传》:‘老则戒之在得’”(见《季氏》);《后汉书·赵咨传》;“《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见《八佾》);《后汉书·邳彤传》:“《语》曰:‘一言可以兴邦’”(见《子路》)等等。王充更明确指出,宣帝时仍“名之曰《传》”(《论衡·正说篇》)。至于王充所说的“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则为这种现象所迷惑,未明原始。
《论语》之名没有广泛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此书基本上为孔子的言论集,所以引用此书称“子曰”要比称“《论语》曰”更加直接明了。

1 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
3 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中国哲学》第20辑。
[3] 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见《古史辨》第二卷。
 三、《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及其流传

和许多先秦古籍一样,《论语》经过秦火和战乱曾一度失传,至汉代复出现若干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
《古论》、《齐论》和《鲁论》是今本《论语》的前身。它们各是何时出现的呢?何晏《论语序》、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等文献在谈到三《论》时,都是先列《鲁论》、《齐论》,后列《古论》。这似乎告诉人们,《鲁论》、《齐论》先《古论》而出现。这种观念亦为许多有关著述所接受。事情恐非如此。
关于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经传的时间,据《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鉴于《汉志》的权威性,这种看法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论衡》关于此事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案书篇》云:“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这和《汉志》的说法基本相同。而《正说篇》却说此事发生在景帝时:“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这两种说法必有一误。
看来,如欲弄清真相则有必要参照鲁恭王的生平。《汉书·鲁恭王传》载:“鲁恭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二十八年薨。……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必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据此,鲁恭王在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为王,在位二十八年,即死于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武帝在位共五十四年,而元朔元年乃其在位的第十三年。也就是说,鲁恭王在武帝初年就去世了,不可能在武帝末年坏孔子宅。另外,“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的“初”字亦甚可玩味。恭王在位二十八载,而在武帝时期只活了十三个年头,故坏孔子宅之事如发生在武帝时期不可谓之“初”。这个“初”字表明,坏孔子宅事肯定在景帝年间。故当以《正说篇》为是,而《案书篇》“孝武皇帝”当为“孝景皇帝”之误,《汉志》“武帝末”当为“景帝末”之误[1]。
《齐论》和《鲁论》出现的时间,历史上缺乏明确的记载。有人认为,这两种今文本的“出现和传播,都在景武之际。在这以前,西汉人的著作中间,还没有见到直接引自两种《论语》的。现存最早引用的例证,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而董仲舒在景帝时任博士。他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因此,他据以引证的版本当为《齐论》。司马迁著《史记》,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可是《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大部分都见于《论语》。因此,要说它的传世结集本始见于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大概离事实不远。”[2]
遗憾得很,在我看来,这种论断大概离事实颇远。首先,关于汉代经学今古文派之分。清人皮锡瑞早就指出:
孔氏与伏生所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示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迭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3]
由是观之,刘歆以后才逐渐形成今古文两派经学的对立,在此之前,今古文只是文字的不同,并不是学派门户的区别。因此,董仲舒“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与他所征引的版本是否为《齐论》的问题,实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诚如皮氏所说,“孔氏与伏生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事实上,孔安国不但曾将《古文尚书》“以今文读之”,而且亦曾将《古论语》“以今文读之”。何以见得?《经典释文·叙录》云:“《古论语》,……孔安国为传。”《隋书·经籍志》承其说:“《古论语》,……孔安国为之传。”《论衡·正说篇》更说:“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孔安国既然传授《古论语》,他当然是将其改为通行的今文进行传授的。从《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看,董氏所引孔子语的确有许多见于今本《论语》,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怀疑其来源为孔安国传授的《古论语》呢?董仲舒卒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武帝时期生活了三十年。也就是说,他死前《古论语》已发现了至少四十年左右。这期间,已被孔安国改为今文的《古论语》在社会上流传并为董仲舒所征引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孟子》所引孔子语已有多条见于今本《论语》(参见下文),而今本《论语》的前身便是三《论》,所以称现存最早征引《论语》的例证见于《春秋繁露》,甚为不当。
至于《史记》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则无疑是来自《古论》。《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司马迁也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当然包括《古论》。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更明确指出:“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这里“论言弟子籍”的“孔氏古文”当然为《古论语》。因此,以“《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大部分都见于《论语》”来推论两种今文本《论语》的传世结集始见于公元前二世纪中后期,我期期以为不可。另外,从上段引文看,不可以说《史记》“没有直接提到《论语》其书”。
事实上,两种今文本《论语》是在宣帝时才出现的,上距发现《古论》至少七十年。第一,现存最早的目录书《汉书·艺文志》的书目划分为若干类,每类之中一般以时代先后排列。其《论语》类首列《古论》,次列《齐论》和《鲁论》,这已经透露出《古论》早于《齐论》和《鲁论》的消息。第二。西汉是经今文学大盛的时期,如果在宣帝之前出现两种今文《论语》,就会早被列于学官,至少会有传人,但各种文献均无这方面的痕迹。第三,《汉志》说,《古论》和《鲁论》的篇数分别为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而《论衡·正说篇》又说:“至昭帝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两相对照,显然这“二十一篇”即《古论》。从“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的情况看,宣帝所见的仍为《古论》。这也说明,当时孔安国《古论语》今文本的流传还非常有限。由此可知,至少在宣帝“下太常博士”之前,还没有出现两种今文本《论语》。第四,据《汉志》记载,传《齐论》的有王吉、宋畸等,传《鲁论》的有夏侯胜、萧望之等,而这些人都是宣帝时人。如王吉是宣帝时的博士谏大夫,宋畸是宣帝时的詹事、少府,夏侯胜是宣帝时的太子太傅、博士,萧望之也是宣帝时的太子太傅。这说明,《齐论》和《鲁论》在宣帝时已经出现了,时间当在宣帝“下太常博士”之后。可惜的是,宣帝是在何时“下太常博士”的,已无从确知了。“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或许是促进两种今本文《论语》出现的重要原因。
《齐论》、《鲁论》既然在宣帝时才出现,则董仲舒、司马迁辈自然无缘见到。这进一步证明他们必定引自已经被孔安国改写成今文的《古论语》。
那么,三《论》的版本来源如何呢?人们一般认为它们分别出自三个不同的祖本。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自古以来,许多人注意到了三《论》的区别。就篇数而言,《汉书·艺文志》载《古论》二十一篇,其中有两篇《子张》(而如淳在注中却说“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齐论》二十二篇,多了《问王》、《知道》两篇;《鲁论》二十篇。就章句而言,何晏在《论语集解叙》中说:“《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章句颇多于《鲁论》。”就篇次而言,何晏在该文中还说,《古论》“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就行文而言,桓谭在《新论》中以为:“《古论语》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这只是指同一条文献三书共载而行文有别,至于章句与篇数的多少就很难用文字的异同作比较了)。
是否就可以因此断定三《论》各有所本、出于不同的来源呢?回答是否定的。我更倾向于它们有两个源头,出于先秦时期的两个《论语》本子。《齐论》出于一个《论语》祖本,《古论》出于另一个《论语》祖本,而《鲁论》则是《古论》的改编本。
从内容上看,我们知道,今本《论语》乃“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何晏:《论语集解叙》),亦即以《鲁论》为底本,综合三《论》而成的。原来的三《论》各有多少内容,是什么样子,已无从确知了。值得庆幸的是,《隋书·经籍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古论语》,……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无独有偶,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提供的《论语》辑本情况正与此相印证。从马氏的辑本看,《古论》与今本《论语》内容基本一致,只是略少一点,由此可知,《古论》与作为今本《论语》底本的《鲁论》出于同一来源(今本《论语》综合三《论》,其内容较多是在情理之中的。)不过,马氏所辑的《齐论》内容很少,当然也基本上见于今本《论语》。因此,我们不好确定它与《鲁论》是否出于同一来源。但是,如果对照一下《齐论》与《古论》,就可发现其差别是相当大的。如《齐论·里仁篇》共辑出两条资料(“无适也,无莫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不见了《古论》,可见它们的版本来源不同。既然《齐论》与《古论》的来源不同,当然它也与《鲁论》的来源不同。
从篇数看,《古论》与《鲁论》虽然分别为二十一篇和二十篇,但只是分合的不同,没有本质差别。不过,何晏《论语集解叙》说:“《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如淳亦说《古论》“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古论》分了《鲁论》的《尧曰篇》。这恰恰把次序搞颠倒了。既然《古论》早于《鲁论》,则当为《鲁论》的《尧曰篇》合并了《古论》的《尧曰》、《子张》两篇。班固称《古论》有两《子张》,正表现了《古论》古朴、原始的风貌;而《鲁论》的合并,却暴露出其对《古论》改造、雕琢的痕迹。至于如淳把《古论》的后一个《子张》称为《从政》,则是对《古论》原始性的理性解释。因而,《古论》与《鲁论》的篇数是一致的,它们出于同一来源。但是,《汉志》说《齐论》有二十二篇,并指出多出了《问王》、《知道》两篇。可见它与《古论》、《鲁论》的篇数有较大差异,它们出于不同的来源。
另外,《齐论》出现于齐,《古论》和《鲁论》都出现于鲁,亦可作为三《论》出于两个来源的旁证。
既然《鲁论》与《古论》属于同一来源而晚出,它显然是以《古论》为底本进行改编而成了。其改编者是谁呢?《论衡·正说篇》云:“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孔安国所教的当然是《古论》。但《汉书·艺文志》又说:“传《鲁论语》者,……鲁人扶卿”。看来,鲁人扶卿既是《古论》的传人,又是《鲁论》的传人。据此,我认为这个扶卿就是将《古论》改编成《鲁论》的人。
扶卿对《古论》的改编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订篇数。将《古论》的二十一篇改为二十篇。《古论》有两个《子张》篇,容易发生混淆,所以扶卿便将后一《子张》篇合并到《尧曰》篇,以成二十篇之数。其次,调整篇次。何晏《论语集解叙》云:“《古论》……篇次不与齐、鲁《论》同。”这说明,《鲁论》在篇次上与《齐论》较接近甚至相同而与《古论》差别较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扶卿根据《齐论》所做的改造。扶卿之所以以《齐论》为参照,大概因为其时《齐论》较流行。这也说明《鲁论》稍晚于《齐论》。再次,修改文字。桓谭《新论》云:“《古论语》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这说明《鲁论》在文字上接近于《齐论》而不同于《古论》。这也是由扶卿根据《齐论》所做的改造。另外,扶卿在改编过程中很可能有所增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这表明《古论》本来有关于孔子弟子籍贯的内容。今本《论语》不存,或许由扶卿删削所致。
如上所言,孔安国在“教鲁人扶卿”时已将《古论》改写为今文。经孔氏改写成今文的这部《论语》,我们只是从版本系统上仍称之为《古论》,但从文字的角度看,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今文本的《论语》。既然如此,扶卿为什么还要对它进行改编呢?这就牵扯到孔安国所整理的那批古文书籍的命运。《汉书·艺文志》载:“鲁共王环孔子宅,欲以广其官,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有些学者考证当为孔安国家人)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孔安国或其家人所献书中,当包括《论语》。因“遭巫蛊事”,所以“未列于学官”。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古论》自此被打入冷宫,以后如再争取立于学官,恐非易事。有鉴于此,安国弟子扶卿便巧为改编,以成《鲁论》,终于达到立于学官的目的。
由是观之,《鲁论》其实就是《古论》的传本。何晏《论语集解叙》以为“《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则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过,何晏接着说:“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这说明《古论》在东汉时曾又一度与《齐论》、《鲁论》并行于世。

四、其他《论语》本子及其流传

人们一般认为,汉代只有《古论》、《齐论》、《鲁论》三种《论语》本子的流传。事实上,除此之外,西汉还流传过其他《论语》本子,只是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
《汉书·艺文志》载:“《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传》十九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议奏》十八篇,《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显而易见,其中的《传》本来就是《论语》的别名,此书当为别种《论语》。而颜师古却以为此《传》乃“解释《论语》意者”,那是因为颜氏不知道《论语》有《传》的别称和别本《论语》的存在,故作望文生义之解。“传”是和“经”相对的。当时《论语》还不是经,只是传记一类,故解释它的书当然不可称为“传”。在《汉志》中,真正“解释《论语》意者”都称为“说”。如《齐说》和《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是分别解释《齐论》和《鲁论》的。值得注意的是“《燕传说》三卷”,从其书名看当有《燕传》其书,乃别种《论语》,流传于燕,而《燕传说》是其解说。
如果《传》是独立的一家,那么,《汉志》在这里一共列了十三种文献,为什么它却说“凡《论语》十二家”呢?其实,所谓《议奏》乃汉宣帝召集诸儒在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的汇集,当然不能算独立的一家。其他列有《议奏》者如“凡《礼》十三家”、“凡《书》九家”、“凡《春秋》二十三家”等,其《议奏》都不是独立的一家。
《论衡·正说篇》在谈到《论语》的流传情况时说:“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三十篇。”这说明曾有《河间论》的存在。
但是,具有明确记载汉代所见最早的《论语》不是以上各种本子,而是东汉赵岐提到的《论语》。他说:“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孟子题辞》)据此,汉文帝时就曾立《论语》博士。
对于这条记载,后人颇有怀疑。皮锡瑞说:“其言有可疑者。《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进者。’既云具官,岂复增置;五经未备,何及传记。汉人皆无此说,惟刘歆《移博士书》有孝文时诸子传说立于学官之语,赵氏此说当即本于刘歆,恐非实录。”[4]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秦代和汉初的博士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尽管暴秦焚书坑儒,严禁“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的思想在社会上传播,但“《诗》、《书》、百家语”等各种图书仍为博士官所典守。不过,秦时博士官并非教职,只掌管通古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汉书·百官公卿表》)至于教育,则是各级官吏的事情:“若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掌通古今”的目的在于议政,为秦王朝提供咨询。博士参加的最有名的一次议政是“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的御前会议。正是在这次祝寿会上,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焚书的建议,而博士淳于越“事不师古而能久者非所闻也”的建议倍受冷落。大概自此以后,博士们就很少参加议政了,以至于方士侯生、庐生说:“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史记·秦始皇本纪》)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完全继承了秦代的政治制度:“秦兼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书·百官公卿表》)当然,秦的博士制度亦为汉初所继承。《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都说:“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才。”何谓“具官”?《汉书》颜师古注曰:“谓备员而已。”可见,汉初的博士制度一如秦朝“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其职能只是管理典籍,“掌通古今”。这就是刘歆所说的“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汉书·刘歆传》)赵岐所言,亦当指这种情况。因此,刘、赵之说正相互印证,而以赵说为详,非如皮锡瑞所言“赵氏此说当即本于刘歆。”刘歆和赵岐所说的“置博士”,是说汉承秦制,设置博士,与“具官”亦无矛盾。从《秦始皇本纪》看,儒家经典《诗》、《书》与百家语皆置博士,汉初当皆承之(刘歆所说的汉初所新发现的诸子传说亦置博士,与此并不矛盾。)如此,则皮锡瑞“既云具官,岂复增置;五经未备,何及传记”的疑问可以休矣。当然,“《五经》”之名与《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武帝以后才有的:“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
自惠帝废除挟书律以后,一般民众当然就可以授生徒。因此,汉初博士如辕固、韩婴、董仲舒、孔安国等都曾授生徒,并不说明当时已改革秦以来的博士制度,使博士成为教职。《史记》、《汉书》、《儒林传》俱载:“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这才是博士成教职之始,时在武帝置五经博士以后。
据始皇长子扶苏讲,秦焚书之前“诸生皆诵法孔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这说明当时孔学仍为显学。《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这说明秦始皇时的七十位博士皆为齐鲁儒生,他们所职守的当然主要为儒家典籍。以此推论,“百家语”中肯定有作为孔子语录的《论语》。
事实上,不但汉初的博士制度承自秦,而且至少一部分皇家图书也承自秦。汉初萧何曾造石渠阁,以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其中当有曾为秦博士所典守的《论语》。它正是赵岐所说文帝时置博士的《论语》。由于当时的博士只“掌通古今”、“具官待问”,而《论语》为传记之类,不象经那样受重视,所以这部《论语》就没有在社会上流传,也无人传承,后即湮没。《论语》之受重视,当在武帝以后。这一方面由于它和《尚书》一起又重新发现于孔壁,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儒学热的时尚使然。
《论语》在秦代就为博士所典守,汉文帝时又置《论语》博士,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论语》之名早出。

五、《论语》的修订

汉代既然出现了若干种《论语》本子,并且从三《论》的情况看,内容又大同小异,这无疑会给人们的阅读使用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参照诸本将《论语》进行修订便成了必然趋势。从史料看,这在汉代至少发生过三次。
《论语》的修订本,历代学者们提到的是西汉张禹和东汉郑玄的本子。
张禹以《鲁论》为底本,同《齐论》相参校,并从后者吸收了一些内容:“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并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何晏:《论语集解叙》);“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逐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隋书·经籍志》)对于这个过程,陆德明讲得更为详细:“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论》授成帝,后汉包咸、周氏并为章句,列于学官。”(《经典释文·叙录》)这就是说,当时的《鲁论》(即“张、包、周之篇章”),已由张禹吸收进《齐论》之善。人们之所以仍称之为《鲁论》,那是因为它的主流和基础仍为《鲁论》。
郑玄亦以《张侯论》为底本,参校以《齐论》、《古论》二本:“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何晏:《论语集解叙》);“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隋书·经籍志》);“郑玄校《鲁论》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经典释文·叙录》)。郑玄时《张侯论》盛行于世,故郑氏所据的底本当为《张侯论》。因而《隋书·经籍志》说的“郑玄以《张侯论》为本”是确切的,而何晏“郑玄就《鲁论》篇章”、陆德明“郑玄校《鲁论》”之说,是由于《张侯论》的底本为《鲁论》之故。
其实,在《张侯论》之前,早有三十篇《论语》修订本的出现。《论衡·正说篇》:“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三十篇。”这部三十篇本的《论语》,才是可以考之的《论语》最早的合并本,它是综合校读《古论》、《齐论》、《鲁论》与《河间论》而成的。也许是由于它的影响太小或过早亡佚,所以各种目录书皆未著录;其合并者,王充只字未提,故无从知道。
何以知道这部三十篇本的《论语》早于《张侯论》呢?《论衡·正说篇》又说:“今时称《论语》二十篇”,而王充生活的时代在张禹和郑玄之间,可见他看到的是《张侯论》。但王充接着说这部三十篇本的《论语》“又失《齐》、《鲁》、《河间》九篇,”则是一种错误的猜测,因为《张侯论》是合并《齐论》、《鲁论》而成,非删削三十篇本《论语》而成。不过,这却证明,在王充看来,合并《古论》、《齐论》、《鲁论》与《河间论》的三十篇本《论语》,要早于《张侯论》。
这就是说,在三十篇《论语》修订本之后,张禹才将《论语》修订成《张侯论》;其后郑玄又在《张侯论》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并为之注,这就是今本《论语》的直接来源。
四种《论语》修订为三十篇本《论语》的原则是删同存异。本来《齐论》二十二篇、《鲁论》二十篇,为什么王充说“《齐》、《鲁》、《河间》九篇”呢?我认为,它既非指三书之和是九篇,也非指三书各九篇,而是指三书与《古论》相异或多出的(如《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两篇)共九篇。这样,删同存异,共得三十篇。
不但三十篇本《论语》,而且后来张禹和郑玄的修订本,对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资料,也遵循了删同存异的原则。这从《史记》对《论语》的征引可以得到证实。《史记》,尤其其中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两篇,大量引用了《论语》中的资料。如上文所言,《史记》正引自《古论》。司马迁为武帝时人,而两种今文《论语》宣帝时才出现,他自然无从见到。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所征引的《古论》的资料。大多保留于今本《论语》。这足以证明,张禹和郑玄在修订《论语》时,他们认为重要的资料,也遵循了删同存异的原则。
至于那些张禹和郑玄认为不重要或不合自己心意的资料,他们都径行删掉,所谓“删其烦惑”。这首先可以从《齐论》的《问王》、《知道》两篇的被删除得到证实。另外,司马迁说:“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弟子列传》),这说明《古论》曾记载过孔子弟子的籍贯,并成为司马迁撰写《仲尼弟子列传》的根据。而这些“弟子籍”,在今本《论语》中荡然无存,显然是被郑玄删去了。
原则虽是删同存异,但具体做起来,也会时有失误,以至留下今本《论语》章句重复的现象。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为《学而》和《阳货》两篇所共载。据崔述统计,象这种情况有十条之多。这是因为这些资料为两种或三种《论语》所共载,而未及删除。
由于张禹“本受《鲁论》”,郑玄也“校《鲁论》以《齐》、《古》”,他们都以《鲁论》为《论语》版本的正宗;而《鲁论》是二十篇,所以他们都拘泥于二十篇之数,削足适履,把其合并本定为二十篇,所谓“从《鲁论》二十篇为定”,从而没有象三十篇本《论语》那样实事求是。

[1]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亦在王先谦《汉书补注》中读到:“《鲁恭王传》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好治宫室,二十八年薨,不得至武帝末。《论衡》以为孝景时,是也。”
[2] 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
[3]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8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82页。六、《论语》类文献寻踪

可想而知,孔子弟子三千,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因而当时一定存在大量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论撰”是否意味着孔子死后,门人们共同辑录一部孔子佚语佚事的全集呢?非也。孔子死后,儒家学派即已分化,时称“儒分为八”,并且相互攻讦,他们怎么会坐在一起“相与辑而论撰”呢?故所谓“相与辑而论撰”是小范围的,顶多是各儒家派系之内的事情。今本《论语》只有一万余字,显然只是当时孔子言行录的很少的一部分。如上所述,它仅出自孔门德行、文学两科高足。
《论语》之外那些门人所记孔子言行录的性质与《论语》一样,故我们可称之为《论语》类文献。种种迹象表明,《论语》类文献是的确存在的。
首先,《论衡·正说篇》载:“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看来,作为孔门弟子笔记的《论语》有许多种,很难详知其总篇数,以至于汉代专门研究《论语》的人也“不知《论语》本几何篇”。王充对这些人虽不无嘲讽,但他本人也只能提出一个约数――“数十百篇”。从汉代出现的各种《论语》看,每种只有二十篇左右,其合并本也不过三十篇,因而王充所说的《论语》应兼含《论语》类文献,所谓“数十百篇”当指若干种《论语》类文献的总篇数。
其次,先秦两汉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孔子言行,其中只有少部分见于今本《论语》。以《孟子》为例,根据顾炎武的统计:“《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有八。”[1]那些占绝大部分的,不见于《论语》的资料从何而来呢?我认为主要来自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其他各种《论语》类文献。
另外,所谓《逸论语》的问题。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引用了两条《逸论语》的资料。“×”字下解云:“《逸论语》曰:‘玉粲之×兮,其×猛也’”;“×”字下解云:“《逸论语》曰:‘如玉之×。’”另外,《说文》另有“孔子曰”十条,皆不见于今本《论语》,也可能出自《逸论语》。据朱彝尊考证,除《说文》外,《逸论语》还见于《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见《经义考》)。《逸论语》的出现,大概是由于人们不知道有别种《论语》类文献的存在,当发现有些相传为此类文献而不见于《论语》的资料时,就把这些资料称为《逸论语》。其实,它们大多是其他各种《论语》类文献的篇章,不一定就是《论语》亡佚的资料。至于王应麟、朱彝尊等人因《逸论语》多为言玉事,从而怀疑《齐论语》的《问王篇》为《问玉篇》之误,并认为《逸论语》为《齐论语》所佚,皆出于臆测,不足为据。
有些《论语》类文献直到汉初还在单独流传。《汉书·艺文志》除列《论语》各种传本及其说解九种和《议奏》十八篇外,又列“《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这些当然都是《汉志》明确著录的《论语》类文献。
《汉志》《礼》家著录有“《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云:“七十子后学所记也。”《隋书·经籍志》也说:“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我认为,从该书性质看,这部被称为“七十子后学所记”的《记》,也含有《论语》文献,说详下文。
各种《论语》类文献的下落如何呢?它们并没有完全从历史上消失。在西汉以前的古籍中,我们可以常常见到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文字,从上下文看,绝非私家著作的征引,而是某部书或某部书的某些部分。在我看来,它们其实就是各种《论语》类文献的佚文。
现存西汉以前古籍中《论语》类文献的佚文大致可以分为七类:
1.今本和帛书本《易传》中的有关文献
今本《易传》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孔子之前的《周易》文献,我称之为早期《易传》。包括《彖》、《象》二传全部,《说卦》前三章之外的部分和《序卦》、《杂卦》全部(古《说卦》佚文),《乾文言》的第一节(古《文言》佚文)。它们成书于西周初年《易经》成书后至孔子出生前这大约500年时间里。第二部分为孔门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存于今本《系辞》中。第三部分为孔子的《易序》佚文,包括《系辞》的另一部分和《说卦》前三章。第四部分为孔子的另两篇佚文。一篇为《续乾文言》,包括《乾文言》的第二、三、四节;另一篇姑名之为《乾坤大义》,包括《乾文言》的第五、六节和《坤文言》全部。后三部分全为孔子易说,其中第二部分显然是《论语》类文献。将以上文献编辑在一起,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乃汉人所为。至于帛书《易传》,大致包括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和孔子《易序》佚文两部分,其性质当然与今本《易传》的第二、三部分相当[2]。
2.《孝经》
在十三经中,《孝经》的篇幅最短,内容也最浅显。但是,历史上有关它的争议,却丝毫也不比其它诸经逊色。这涉及此书的真伪、编者、成书时代、命名、今古文之争以及流传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我考察的结果是:《孝经》确为孔子和曾子的对话,与《论语》性质相同,反映了孔子有关孝道的思想,并非伪书;《孝经》在曾子去逝之前就已成书,早于《论语》,其编者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孝经》在成书时就已命名,意即孝为人们所必须遵守的准则、道理、行为等,或孝的准则、道理、行为等;《孝经》与《左传》等书文字的雷同,皆事出有因,不可据以推断《孝经》晚出;和多数先秦古籍一样,《孝经》亦经由汉人整理,时有今古文二本;现存的通行本《孝经》和《古文孝经》皆非伪书[3]。
3.大小戴《礼记》中的有关文献
大小戴《礼记》保存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先秦文献,过去由于对这两部书的性质和成书过程认识不清,所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令人十分遗憾和惋惜的。在我看来,大小戴《礼记》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古本《礼记》,包括《论语》类文献。第二类为其他《论语》类文献,如《孔子三朝》等。关于《汉志》所著录的《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沈钦韩纠正道:“今《大戴记》《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辩》、《用兵》、《少间》。”[4]《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亦引刘向《别录》云:“孔子见鲁哀公问政,比三朝,退而为此记,故曰《三朝》。凡七篇,并入《大戴记》。”这就是说,《孔子三朝》七篇今存。第三类为七十子后学的文献。其中亦包括一些《论语》类文献,如《缁衣》、《表记》、《坊记》之属。第四类为秦汉时的作品[5]。
4.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中的有关文献
上海博物馆四年前从香港购回1200多支罕见的战国竹简,包括80多种先秦古籍,总字数在三万五千左右,平均每篇才四百来字。消息传出,立刻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一九九九年初,这批竹简的有关情况终于见诸报端[6]。
从透露出来的有限的篇名看,除《易经》为春秋以前的经典,《彭祖》可能为道家作品外,大部分文献的性质同古本《礼记》相似。如《孔子闲居》又见于《礼记》,《曾子立孝》又见于《大戴礼记》,显然是《论语》类文献。《诗论》是孔子对诗的论说,《夫子答史×问》则是孔子与一位史官的对话。这两篇当为孔门弟子所记,亦属《论语》类文献。《子羔》、《曾子》、《子路》、《颜渊》等篇,以孔子弟子命名,或者为《论语》类文献,就象今本《论语》中的《公冶长》、《颜渊》、《子路》、《子张》一样,或者分别是孔子这些弟子的言论或著作。至于《乐礼》、《乐书》,当为孔子所传三代之礼。而《武王践阼》又见于《大戴礼记》,是一篇古史文献,亦当传自孔子。
当然,我们说这些文献的性质与古本《礼记》相似,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古本《礼记》。
5.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和《哀公问五义》
1973年,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四十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一部儒家佚籍,整理者根据文义编缀成篇,并定名为《儒家者言》。该书所载大抵为孔子和孔门弟子的言行,许多内容又见于《礼记》、《大戴礼记》、《晏子春秋》、《荀子》、《吕氏春秋》、《新书》、《说苑》、《新序》、《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学者们认为,简文提及乐正子春,故其成书时代当晚于乐正子春,而从其行文看,又当早于以上各书[7]。今从文字等方面看,此书确为先秦古籍,如“仲尼”的“仲”在简文中皆作“中”,而“中”正是“仲”的古文。所以,可以肯定它是先秦时期业已存在的《论语》类文献。
《哀公问五义》是这批竹简中的另一篇,又见于今传的《荀子·哀公》、《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内容为孔子和鲁哀公的对话,自然也是《论语》类文献。
6.《荀子》中的有关文献
《荀子》最初为刘向所校订,后来由唐人杨×重新整理编次。此书并非全部为荀子的著作。梁启超说:“杨×将《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六篇降附于末,似有特识。《宥坐》以下五篇,文义肤浅。《大略篇》虽间有精语,然皆断片。故此六篇宜为汉儒所杂录,非《荀子》之旧。”[8]
《大略》等六篇的性质与其他各篇确有不同,但是否就象梁氏说的那样为“汉儒所杂录”呢?从内容上看,这六篇大抵为孔子的言论,也有一些有关古礼的记载。所以,其性质与古本《礼记》相同,或许可称之为“荀派《礼记》”。也就是说,其中的孔子言论,实乃《论语》类文献。
我们知道,孟荀都是战国时期的大儒,前者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后者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如果说仁学主要是一种内心体验并易于任意发挥的话,那么礼学则主要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并难于改弦更张。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所以,荀子一定从孔门那里继承了不少具体的东西。当然,这些具体的东西既包括关于古礼的记载,也包括孔子言论。既然如此,荀子将其保存在自己的著作里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这种推断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孔安国的《家语序》:“孔子既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孟轲、荀卿守其学习。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荀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这就是说,荀子的确拥有大量有关孔子之语的记载。过去人们怀疑这篇《家语序》为伪作,理由是不充分的。退一步说,即使该《家语序》出自假托,也不能说明上述说法毫无根据。
总之,《荀子》一书至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荀子本人的著作,另一部分为荀子所承孔子之语和一些有关古礼的记载。这很象《子思子》的成书。
7.《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的有关文献。
孔安国的《家语序》曾较详细地介绍了《孔子家语》的成书与流传,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其一,《孔子家语》为结集《论语》所剩余的材料:“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如此看来,此书显然是《论语》类文献。其二,此书“多有古文”,“与《论语》、《孝经》并时”,故为先秦古书。其三,成书时曾为七十二子所润色,故“颇有浮说,烦而不要”。其四,尽管如此,“凡所论辩疏判较归,实自夫子本旨也。”其五,汉初“乃散在人间,好事者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辄异辞。”其六,孔安国曾重新编辑整理:“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篇。”
据此看,《孔子家语》虽在成书时即为七十二弟子所润色,汉初又被增损,但仍不失“夫子本旨”。
《隋书·经籍志》《论语》家载有《孔丛》七卷。注云:“陈胜博士孔鲋撰。”对于此书的形成,宋咸言之较详:“《孔丛子》者,乃孔子八世孙鲋字子鱼,仕陈胜为博士,以言不见用,托目疾而退,论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名之曰《孔丛子》,盖言有善而丛聚之也。至汉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为赋与书谓之《连丛子》上下篇为一卷附之。”(《孔丛子注·序》)
看来,《孔子家语》传自孔安国,《孔丛子》传自孔鲋、孔臧,故《隋志》说:“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所以,不可茂然把《孔子家语》、《孔丛子》归入伪书之类。
王先谦说:“《王制》疏:‘《家语》,先儒以为肃之所为,未足可信。’案肃惟取婚姻、丧祭、郊帝、庙祧与郑不同者羼入《家语》,以矫诬圣人,其他固已有之,未可竟谓肃所造也。”[9]我认为这种意见是中肯的。
这就是说,在《汉志》《论语》家著录的三种《论语》类文献中,《孔子三朝》保留在《大戴礼记》中,《孔子家语》虽经后人加工,但毕竟也保留了下来,只有《孔子徒人图法》亡佚了。
以上是现存《论语》类文献的大体情况。从中不难发现,许多史料彼此互见。对此,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不是甲抄自乙,就是乙抄自甲。其实,孔子言行“当时弟子各有所记”,自然难免互有重复,后来各派都有自己的传承系统,就理所当然地将这种重复的现象也保留了下来。所以,各种《论语》类文献彼此互见的情况,并不一定就是某书抄自某书。
这些《论语》类文献多称“子曰”。自从欧阳修说《易传》之“‘子曰’者,讲师之言也”(《欧阳文忠文集》,又见《易童子问》卷三)以来,学者盲从者不乏其人,以为“子曰”不独孔子之语, 其他诸子、学者之语亦可称“子曰”。其实,早在欧阳修之前,邢×就已经对这个问题详加辨析。何晏《论语集解》云:“马曰:‘子者,男子之通称,谓孔子也。’”邢×注曰:
“子者,男子之通称”者,经传凡敌者相谓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称师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称”也。云“谓孔子”者,嫌为他师,故辨之。《公羊传》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然则书传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圣德著闻,师范来世,不须言其氏,人知之故也。若其他传授师说,后人称其先师之言,则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为师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类是也。若非己师而称他有德者,则不以子冠氏上,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类是也。(《论语正义》)
今质诸典籍,邢氏之说不诬。“子曰”专指孔子语,确为古书通例,其他诸子、学者必称其姓氏。
事实上,欧阳修的论断,从《易传》本身便可攻破。《系辞下》载:“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这明明是孔子对颜渊的评论,与《论语》所载孔子对颜渊“回也其庶乎”(《先进》)、“不贰过”(《雍也》)的评价并无二致,怎么可以说是“讲师之言”呢?这段文字又见于帛书《要》。《要》称之“夫子曰”,其下便记载了“夫子”与子贡的对话。此“夫子”显然为孔子。
也有些学者虽然承认这些文献里“子曰”的“子”确指孔子,但认为这些话只是假托于孔子名下,并不代表孔子思想。仔细推究起来,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其一,《韩非子·显学》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我以为,韩非子在这里只是强调孔墨后学对孔墨的思想各有不同的取舍,并不是说孔墨后学的制造假孔墨的文献。根据梁启超的考证,《墨子》中“《尚贤》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节用》上中、《节葬》下、《天志》上中下、《明鬼》下、《非乐》上、《非命》上中下十个题二十三篇,是墨学的大纲目,《墨子》书的中坚,篇中皆有‘子墨子曰’字样,可以证明是门弟子所记,非墨子自著。每题各有三篇,文义大同小异,盖墨家分为三派,各记所闻。”[10]这就是说,墨子三派所记大同小异,皆为可靠的墨子文献,非假托也。因而,对孔子后学各记所闻的文献亦应作如是观。
其二,《淮南子·修务训》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从这里看,汉人似乎喜欢造假。其实,《淮南子》说的是人们为了增强自己著作的权威性,便假托于神农黄帝等远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但西汉建国离孔子逝世只有二百余年,且孔子弟子众多、影响甚巨,以至于秦始皇时的七十位博士全部为齐鲁儒生,因此,有关孔子的主要言论事迹当为儒者甚至一般人所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将某部书或某部书的某些部分假托于孔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三,《论衡·正说篇》云:“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看来,在西汉时期假造古文献是犯死罪的,所以人们一般不会冒杀头之祸去制造假的孔子文献。当然,从上文看,将自己的著作托之于神农、黄帝不会被追究,这大概因为他们都是传说中人物,且无著述可考。
其四,以孔子弟子之众、影响之巨,故早期文献中保存大量孔子言论事迹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可因此而怀疑其可靠性。
当然,正因为孔子的言论事迹广为流传,所以将其演绎以至以讹传讹,或将片言只语假托于孔子,在所难免。但我认为这种观象是个别的,与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类文献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各种《论语》在流传过程中,不是没有可能受这些假托资料渗透的。

七、综论各种孔子史料的可靠性

在现存的古籍中有大量有关孔子的史料,虽然一概怀疑是错误的,但完全相信也不足取。下面我尝试着把这些史料按照可信程度大致地划分为三大类,并略加甄辨。
第一大类为基本可靠的史料,其目有七:
1、《论语》类文献
从上文的辨析看,包括今本《论语》在内的《论语》类文献是基本可靠的。
2、孔子遗著
《孟子》、《荀子》、《庄子》等先秦古书皆载有孔子作《春秋》之事。《史记·孔子世家》更明确地说:“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春秋》是孔子所作的历史著作,虽然不是孔子对自己思想的直接阐述,但著名的《春秋》笔法却生动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所以孔子本人对此书非常看重。据司马迁记载:“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春秋》一书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的确发生了很大影响,如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也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
什么是《春秋》笔法呢?司马迁概括道:“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史记·孔子世家》)
从《史记》、《汉书》等可靠文献看,孔子曾作《书序》,应是历史事实。《史记·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汉书·艺文志》:“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相传今本《尚书·小序》即为孔子所作,但自宋代以来,多有怀疑。我认为,《古文尚书》和《小序》的可靠性不能轻易怀疑。郭店竹简引用了多条《古文尚书》的材料,其中大部分见于今传《古文尚书》(有几条不见于今本,说明今本有佚文)。更有意思的是,《古文尚书》中有一篇叫《大禹谟》,《尚书》的《小序》称此篇为《大禹》,而在郭店竹简中,此篇正叫《大禹》。这说明《小序》相当原始,这就为孔子作《小序》的说法增添了新的可靠证据。
如上所述,今本和帛书本《易传》中还保存了孔子的《易序》、《续乾文言》、《乾坤大义》等遗著。
3、《诗》、《书》、《礼》、《乐》、《易》
孔子曾经对其前的重要典籍作过系统整理。这正如《史记·儒林列传》所载:“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当时《诗》《书》失序,故孔子为之“论次”;礼乐崩坏,故孔子从而“修起”。
从《史记》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的记载看,孔子对《周易》的整理主要也是“论次”。其中,《系》即今之《易经》(卦爻辞皆系于卦爻之下,故谓之“系辞”);《彖》、《象》即今之《彖传》、《象传》;《说卦》包括今之《说卦》前三章之外的部分和《序卦》、《杂卦》的全部;《文言》大部已佚,今之《文言》第一节即其残篇。也就是说,孔子曾对《易经》和其前业已存在的《彖》、《象》、《说卦》、《文言》等早期《易传》都加以“论次”[11]。
这五部经典再加上《春秋》,号称“六经”,孔子又以之为教材。
李镜池先生因《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之语,便推测“可见孔子没有拿《易》来教;人说孔子以《六经》教弟子,恐怕在西汉才有这个说法。”对此,我曾指出:“孔子早年尚未学《易》、作《春秋》,其教授科目盖只有《诗》、《书》、《礼》、《乐》,久而久之,将四者并称便约定俗成;而《易》、《春秋》为孔子晚年所治,故常常不与前四者并称。”[12]今观郭店竹简,有多处将六经并称,如此李镜池之说不攻自破。
这五部经典虽然不是孔子直接阐述其思想的著作,但皆为孔子所整理,当然也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其中《乐经》已佚。
4、孔子所述其他历史文献
有些历史文献,虽不在六经,但由孔子转述传承,亦当含孔子之思想,如保存在大小戴《礼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中的有关文献等。
5、《春秋》三传中的有关文献
《春秋》三传都是阐释《春秋》的,但方式有所不同。《左传》功在明《春秋》之事,《公羊传》和《谷梁传》功在明《春秋》之义。
《左传》作于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传》中有大量关于孔子的记载,当为信史。
《公羊传》出自公羊高,《谷梁传》出自谷梁子。两人俱为子夏弟子,故两书有关孔子的记载亦属有据。
6、先秦儒家子书
所谓先秦儒家,实际上就是由孔子、七十子和七十子后学代代相传所构成的学术团体。所以先秦儒家子书中有关孔子的记载,皆有其传承,其源头就是各种口传和笔录的《论语》类文献。也正因如此,先秦儒家对孔子言行的真伪也相当了解。《孟子·万章上》载: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
《荀子·儒效》载: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
这一方面表明先秦时期就有人假托孔子的言行事迹,另一方面表明孟荀等儒家学者能够明辨真伪。
7、《史记》《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
《史记》一书虽成于汉代,但司马迁治史严谨,且此二篇是他研究孔子及其弟子的专著,后世谓之实录。
第二类为比较可靠的文献,其目如下:
1、先秦两汉诸子
先秦除儒家之外的各派学者,去孔子未远,其所述孔子言行事迹当有一定根据。但又由于对有关史料,并非有所传承,故难免受孟子所说的“齐东野人之语”、“好事者之为之”的影响。
秦代焚书坑儒之祸,使传统典籍的传承一度中断,所以包括儒家在内的两汉诸子所述孔子言行事迹,虽较可靠,但亦难免受各种传闻的影响。
2、先秦两汉史志
《国语》、《战国策》、《世本》、《史记》、汉书》、《越绝书》、《东观汉记》、《吴越春秋》、《风俗通义》等先秦两汉史志中也保存了不少孔子言行史料,其中除《史记》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认真研究,专门为孔子及其弟子撰写的传记外,其余大抵出自时人之口和各种传闻,来源庞杂,难免鱼目混珠。
3、汉代传记
《新序》、《说苑》、《尚书大传》、《韩诗外传》等汉代传记中有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
关于《新序》、《说苑》,班固说:“向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五十篇,奏之。”(《汉书·楚元王传》)关于《尚书大传》,《崇文总目》说:“汉济南伏胜撰,后汉大司农郑玄注。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诸儒,故博引异言,援经而申证”;《四库提要》说:“据玄序文,乃胜之遗说,而张生、欧阳生等录之也。”关于《韩诗外传》,《四库提要》说:“其书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 ,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
从这些书的性质看,其所载孔子言行,皆汉人杂记所读所闻,当然既有信史,亦有“齐东野人之语”。
不过,各书的史料价值并非等同。刘向本人就对《新序》、《说苑》的史料价值有所区分:“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说苑》。”(刘向《说苑叙录》)这就是说,《说苑》中的史料远不如《新序》可靠。《尚书大传》传自伏胜,当大醇小疵。今观《韩诗外传》,基本与《说苑》类似。
第三类为大致不可信的史料,其目如下:
1、《庄子》、《列子》中的有关史料
《庄子》一书,太史公已明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列子》一书,刘向亦云:“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列子叙录》)故这两部书虽为先秦古籍(笔者不相信《列子》伪书说),但所载孔子言行,多不可信。
2、纬书中的有关史料
纬书是经学神学化的产物,所载孔子,多属依托。
3、魏晋以后文献中的史料
先秦两汉之未载,陡然出现于魏晋以后文献者,多属空穴来风。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三大类之分,不可一刀切。也就是说,第一类并非字字真实,第三类亦非句句伪妄。其间的虚虚实实,只能靠人们再加斟酌了。

[1] 《日知录》卷七。
[2] 说详拙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二卷第一篇第二章,上海教育出版社即刊。
[3] 说详拙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二卷第二篇第二章。
[4]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
[5] 说详拙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二卷第三篇第一章。
[6] 张立行:《战国竹简露真容》,《文汇报》1999年1月5日。
[7] 何直刚:《〈儒家者言〉略说》,《文物》1981年第8期。
[8] 梁启超:《荀卿及荀子》,《古史辨》第4册。
[9] 王先谦:《汉书补注》。
[10] 梁启超:《墨子学案》。
[11] 说详拙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二卷第一篇第二章。
[12] 郭沂:《成书与性质若干观点平议》,《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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