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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经师马复初

  •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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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复初,名德新,复初是其字也.。因其所有著作,都落款复初,其著作中所有的序,都称他为复初或复初夫子,各地穆民,多称他复初老巴巴,所以,对于他,知名者少,知字者多,故延习亦以复初称之。
马复初,云南大理太和人。大理,简称榆,故复初多称自己为“榆城复初氏”。太和,位于大理市南门外,现为大理市七里桥区太和村。在古代,太和比较繁华,城“高余丈,连延数里不断。”曾为南召国的国都。他出生于公元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卒于公元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享年八十岁。

马复初出生于经学世家,他自幼“聪明过人,有奇志,缵家学,当时知名。”他“生而岐疑,性聪颖,嗜学嗜读。少承家学,具有渊源,妙年属辞,已为先辈所推许。”他“聪明绝伦,世所罕有,而好学不倦。”所以,在幼年时期,他对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已有较多的了解,才华初露。

马复初对他早年的成就,并不满足,成年后,继续到四川、陕西等地求学。在陕西,他曾随名师周大阿訇攻读,周大阿訇,名良骏,是明末陕学鼻祖胡登洲的四传弟子,为陕西著名的经学大师,马复初在其名下学习,得益不少。他写到,“游学于秦,粗知吾教的指归。”由此可见,他中年在四川、陕西等地学习,使他在学识上有很大的长进。

马复初好学不倦,他认为壮游秦川,只使他“粗知吾教的指归,未识其中的奥妙。”为了探索清真的奥妙,也为了完成穆民一生一次的朝觐的天命,他决定不远万里,到麦加朝觐。

马复初的朝觐活动,是空前绝后的壮举。他在《朝觐途记》中写到:“予于西历迁都一千二百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乃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诚意朝觐。偕诸商人,向阿瓦而行。”“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出中国界”出国后,他乘桴浮海,骑马步行,经尽艰辛,到麦加朝觐,朝觐后,他又游历了加尔各达、吉达、麦地那、开罗、伊斯坦布尔、耶路撒冷、亚历山大、亚丁、苏伊士等阿拉伯世界的著名城市,参观了不少名胜古迹,接触了各种不同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制度,谒见过不少宰臣百官、学士、大夫,并博采群经,然后于道光二十七年五月,由麦加转回,途中又在新加坡留住一年,研究天文历法,阅读经书。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又复起程,于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到家。

马复初的这次旅行,由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到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将近八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裹粮负笈,独行万里,”并“挟奇经异籍而归,”完成了他“万里乘风之志,”并使他在学术水平得到升华,为他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代经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复初回国后,在云南建水县回龙村设教,由于他壮游秦川,得益非浅,晚年朝觐,“历数万里的风霜雨雪,矢八九载之琢磨切磋,目睹中华未见之经,耳闻吾国未传之道。”所以他的教学和一般的经堂教育大不相同,很快得到广大穆民的拥护,“声势浩大,名噪一时,”“四方从学之士,星列云集,可谓盛矣!”与此同时,他深入研究中国先贤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王岱舆的《真铨》和马注的《清真指南》等名著,并“谢绝人事,搜括群书,是者存之,非者革也,烦者删之,简者就之,杜虚诞不经之谈,归大中至正之道。”“闭户考订,以其所得于天方者,与东士所存之典故,合而参之,揭精拔萃,约为典章。”立说著书,刊刻流行全国。据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在《马德新》一文中的统计,他一生译著编删的书籍,有《四典要会》、《大化总归》、《醒世箴》、《据理质证》、《理法启爱》、《朝觐途记》、《天方历源》、《礼法捷经》等三十多部,是中国伊斯兰教著作最多的学者。

马复初的学术成就,除他本人的条件外,还得力他的学生马安礼和马开科的润笔,马安礼和马开科虽为马复初的弟子,但他们都不是从经堂教育中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都是当时的儒学大师,在儒学上有相当的成就后,才跟随复初并帮助他整理书籍的,经他们润笔,使马复初的一些作品,在文字上得到了升华,克服了中国伊斯兰教学术贯有的经堂语调,成为真正的汉译本,在这方面,《四典要会》最为突出。《四典要会》经马安礼润笔后,语言流畅,每阐述一个问题,都用大量的并排组合的韵句来论证,其文词有如叠浪兴起,此销彼续,波波相应,几万字的宗教论著,读起来像一篇优美的长篇诗歌,读后余音缠绕,耐人寻味,其文字的优美,音脚的整齐,是清末其他汉译本所望尘莫及的。

此外,马复初的学术研究,还得清朝统治阶级的鼎立相助。在这方面,《大化总归》马开科的序中阐述得最为清楚。他写到:“然而夫子所遇,较王、刘诸公又胜之矣。彼王、刘当日,有德而无权,有学而无势,虽著书不下数百卷,因王公见忌不敢传者有之,因资费不足不能传者又有之。夫之德与权合,学与势兴,所以刊刻之多,为王、刘著公所不及。”一个“权”字,一个“势”字,道出事物的本质。马复初的大量“汉经”,都在咸同年间刊刻,并且几乎每一本都有那个赐进士出生、翰林院编修、国使馆纂修、兼云贵总督,抚云南使者徐之铭的序,此外,大大小小的清朝官员,也争先恐后地为其作序提诗,就是因为这段时间他“德与权合,学与势兴”。

《二》

马复初的著作,多用阿拉伯文写成,因“悯念东人讲习之难,”及我教的“业儒者”及教外人士阅读之不易,所以又由他自己和他的学生马安礼、马开科等人译成汉文,刊科流行于世,这就是汉译本,云南穆斯林把这些汉译本尊称为“汉经”。

搜集“汉经”,很不容易,因为复初的这些汉译本,都成于咸同年间,是为了清朝统治阶级“以回治回”政策的需要和“化烽燧之烟为诗书之气”而大量刊刻的,离现在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一百四十多年来,人间沧桑,被保留下来的木刻原本已经不多了,再加上十年文革“横扫四旧”的焚书“壮举”,被保留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且常被它们的主人遗忘在归书堆里,我经过多年的努力,得各地穆斯林的帮助,才得到不多的几本,虽感遗憾,却也是憾中之幸。

余此次整理的复初遗著,有以下几部:(1)《四典要会》(2)《大化总归》(3)《醒世箴》(4)《朝觐途记》(5)《明德经》(6)《据理质证》。其中,《明德经》是由马安理先生把复初所著的《真德弥维》和《礼法启爱》二书翻译成汉文后,联成一帙而成,并提名曰:《明德经》。马安礼先生在《明德经》的序言中写到:“礼应译为汉文,名曰《明德经》,使吾教之人,讲尔习之,明其真德,其亦修道还真之一助云你。”所以,此次整理的复初遗著,实际上是由七本“汉经”组成,能使这些汉经和读者见面,是我多年的愿望。

《三》

《四典要会》是马复初先生的代表著作,前面已经谈到,它是经马安礼先生润笔而成的,语言流畅,文词优美,韵脚整齐,是他所著的“汉经”中最为杰出的一部。全书有四个能独立成书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信源六箴》,第二部分是,《礼功精义》,第三部分是《幽明释义》,第四部分是《正异考述》。上述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别人为他撰写的序言,说明写作在不同时期,全书的汇集完成是在咸丰已末年,至圣迁都一千二百六十七年,公元一八五九年,离现在有一百四十三年。

《四典要会》的第三部分是《幽明释义》,共分十七章,内容是阐述今生后世之理。书中指出:今生为“幽”,后世为“明”。明“幽明”之理,即明“物之起灭。人之始归。”

《大化总归》是由马复初先生口授,经他的学生马开科“删定成章”,“分绪整理”而成,虽然文字没有《四典要会》优美,但仍不失为复初的代表著作之一,它的内容是继《幽明释义》之后,继续阐述今生和后世的至理。马复初根据他“朝觐”时从天方带回的《甫苏思》一经的理论,把今生和后世的至理,在《幽明释义》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根据《大化总归》的阐述,今生是由真主化育而得,不仅是人,世间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一切,包括日月星辰和茫茫虚幻的太空,都是由真主化育而成,故曰:“大化”。和化育相反,世间的一切,在“复生”之日,都必须回归到真主御前,所谓“归根复命”是也。有“化”必有“归”,有“大化”必有“总归”,故曰“大化总归”。

《大化总归》的理论认为:人是由身和性两部分组成的,身既肉体,性既灵魂。在今生,性随身,因身浑浊而短暂,在后世,身随性,因性清轻而长久,所以今生是短暂的,后世是长久的永存的。人在今生如旅客住店,不管你住的店是高级的还是一般的,哪怕你住的是高级旅店、星级宾馆,有美酒佳肴,有桑那,有卡拉OK,时间一到,你都必须离开回家,在旅店所享受的一切,有如过眼云烟,一晃而散。在“复生”之日,真主必然对人在今生所作所为的一切,定善分恶,善者恩赏,恶者重罚。受恩赏者,进天堂,享受天堂无穷无尽的美妙;受重罚者,下地狱,受地狱无穷无尽的惩罚。所以,今生和后世相比,后世是至为重要的,复初在《大化总归》中写到:“后世者,虽斯人原始要终之道,实真宰之赏罚完于斯,理至大也,义至精也,其词非千言万语所能阐发也。”

正因为后世如此至大,后世的赏罚如此分明,如此的公正不偏。而后世的赏罚,则由人在今生所行的善恶来决定。所以,人在今生就应该多行善少作恶,乃至不做恶,这就是《醒世箴》一书的中心思想。《醒世箴》,全文两万多字,一气呵成,文章从伊斯兰教的基本理论出发,从各个方面,用各种比喻,劝人谈今生、重后世,劝人在今生,多行善、不做恶,并在今生完成真主交给穆民的念、礼、斋、课、朝等各种功课,以便在复生之日在真主面前交一份圆满的答卷,在后世享受永久的天堂的荣华,不受永堕地狱的苦难。

《朝觐途记》上马复初对他八年朝觐的艰苦旅程的记述,原书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经他的学生马安礼译成汉文后,刊刻流行与世。

在清末,在交通极不方便的那个时代,这本书的记载,对中国人了解西亚,对中国穆斯林了解阿拉伯半岛众多的伊斯兰教国家和人民,对有志朝觐的中国穆斯林,无疑是一本具有资料性质的游记。在当代,朝觐的路途,无须通过很长时间的艰苦行程,可以通过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来去往返,但这本书所记载的天方各国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和礼乐制度,风土人情等,仍使它有相当的历史价值,不失为一本具有参考价值的伊斯兰教古籍。

《明德经》是由《真德弥维》和《礼法启爱》两个单行本组成的。

《真德弥维》较短,全书约二千多字,其内容是讲穆斯林首先要信主信圣,信天仙,信后世,信前定,信天经,和确信圣人受于真主之礼法。文章认为:这就是“明德”,是“真德之本”。而真“德则”则是穆民“心中之光”,“心中之种”,是穆民不可动摇的根本。笔者体会:所谓真德,就是广大穆民平时所讲的“伊玛尼”。

《礼法启爱》是讲伊斯兰教的各种礼法,这里的礼法,不是礼拜之法,乃伊斯兰教的各种典籍中所规定的礼乐制度,包括礼拜、朝觐、殡礼、婚配、出妻、立誓等内容。文章认为,伊斯兰教之礼法,“实教道之权衡,若稍有损益,既流弊百世,赫赫天法,不可逭也”。文中接着指出:“凡我同人,当以礼法为先务,礼法不明,则修身无术。”所以,礼法是穆民应该遵守的大法大戒。

《据理质证》是一本和天主教进行宗教学术辩论的书籍,文章较短,全书四千多字,虽是辩论,却也借此阐述伊斯兰教信主信圣的基本观点。

上述六部复初遗著,经余整理后,联为一帙,并取名曰:《马复初遗著选》。

《四》

马复初的遗著是中国伊斯兰教理论著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都超越前贤,而其中一些作品,如《四典要会》,其理论水平和文字水平,都有很高的造诣,所以,马复初的遗著,实为中国伊斯兰教理论著作中的一大宝库。

马复初的遗著有以下特点:

1、 原书都成于清咸同年间,离现在都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当然,书中所有的字都是繁体字,而且复初的著作都是宗教论著,其中有大量的宗教转用词汇,在翻译这些词汇时,译者用了很多在当时十分普遍,而现在不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可以称之为疑难的字词。

2、 马复初的著作都是宗教专著,所以书中有很多教内常用的阿拉伯语汇,此外,还夹有一些波斯语。这些词汇,对习经者,并不难解,但对未习经者或习经较少的穆斯林,特别是教外同胞,则读之不易,解之则更难。

3、 马复初的遗著,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他的汉译本,都是由他本人和他的学生马安礼、马开科等人翻译而成。其中的一些作品,如《朝觐途记》,如《礼法启爱》中的“礼拜篇”、“朝觐篇”等,在翻译过程中,有大量的阿拉伯文被保留下来,并安置在原书的人名、地名和宗教专用词汇的前面或后面,使这些汉译本成为中阿文兼备的特殊版本,这种版本,十分难读,其中的阿拉伯文译成汉文后,本来就不顺口,再把这些阿拉伯文保留在书中,大大的阻碍了原文的流畅,读起来相当困难,这也是这些汉译本不能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

4、 马复初的一些作品,如《四典要会》的卷一和卷二,章节分明,断句分段清楚,读起来十分流畅。有些作品,如《四典要会》中的卷三、卷四和《大化总归》,文章实际上是有章节的,且在每章之后,用一段精辟的语言,来总结这一章的中心思想,但全书却不分章节,像《大化总归》,全书仅在下卷有四个标题,曰:“天堂”、“地狱”、“总论”和“理欲公私说”。三四万字的文章,不分章节,没有标题,读起来使人有一片茫然之感。有些作品,如《醒世箴》和《朝觐途记》,特别是《朝觐途记》,则是一气呵成,不要说章节,就是断句分段都觉困难,全书浑然一体,读之不易。

另外,马复初的著作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他注意到,并且尝试着把伊斯兰教的学术思想和中国各家的的学说,特别被统治阶级视为正统的儒家学说结合起来,以弘扬伊斯兰教斯兰教文化。这种结合有成功的一面,那就是使他的一些作品,如《四典要会》克服了中国伊斯兰教论著所特有的经堂语气,能被广大穆民、教外同胞、甚至统治阶级所接受,从而使他所著的“汉经”,达到继刘智之后的又一个顶峰。但这种结合,也有不成功的一面,那就是牵强附会。例如,伊斯兰教信仰的真主,和儒家提到的“老天”、“上帝”是有一定的区别,但在复初的著作中,却不厌其烦地,并用非常肯定的语言,去辩证“老天”“上帝”和真主的一致性。又如伊斯兰教的把斋、礼拜和大小净,与孔子说的“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也不相同,但复初在他的著作中却把它们辩证成一回事,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只有从原书的历史性和局限性去考虑,才能变成可以理解。
载自:http://www.nabiway.org/thread-23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