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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家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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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东方学是西方学者专门研究东方民族的语言、遗产、文化、社会和历史的一门学问,这是广义上的东方学。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论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不论面对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而狭义上的东方学则专指对中东地区的语言、文学、历史、信仰、立法和文明等问题的研究,从事这类研究的人被称作“阿拉伯学家”[1]3。东方学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经过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方法,其动机和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福音和服务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进展,后来也不乏较为客观中立的学术成果。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东方学家的圣训研究,来简要评述和分析西方世界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一、东方学家对圣训的态度

东方学家用历史批评主义观点对伊斯兰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虽然他们研究伊斯兰的具体方法、分析和陈述各有不同,但总体上,绝大多数东方学家并未摆脱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敌对思想。《古兰经》、先知和圣训一直是东方学家关注最多且攻击和污蔑最多的领域,他们不但对伊斯兰存有偏见,且还以西方逻辑和思维方式去研究《古兰经》。美国作家罗兹·墨菲说:“《古兰经》大概编写于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相信,《古兰经》得到了神的授意,代表了真主安拉的亲口教导,并直接传授给了他的使者穆罕默德。因此,一个字也不能改动,至少在开头几百年内也确实如此。但是,从一开始,《古兰经》就附有解释和说明被认为是神祗口述经文的注释,这一做法在以后数百年篇幅日益增加的版本中一直继续着。13世纪编辑的版本则是现代正统穆斯林的标准本。”[2]45他还认为《古兰经》的内容包括一神论信仰、末日等信条都借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虽然这种观点和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和最基本的逻辑推理,但它在整个西方和东方学家中广为流传。因此,诺德克、贝尔等人试图根据伊斯兰历史事件的序列重新编排《古兰经》章节的顺序。他们认为穆罕默德不是真主派遣的使者,是一个“异端分子”(Pseudo Propher)。不仅如此,即使被认为中肯的东方学家也不承认穆罕默德是先知,而仅将其视为拿破仑、卢梭式的英雄或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

基于圣训成文较晚,东方学家也对其普遍持怀疑态度,认为圣训最初以口头形式转述,直至伊斯兰教历第二世纪(公元720年后)才开始进行搜集和记录,从此出现了以文字形式辑录成册的圣训集,此时距穆圣归真已有时日,此“空白时期”给穆斯林提供了为各自的政治利益对圣训进行增减和伪造的机会,甚至很多真实的圣训可能失传。高德兹赫等东方学家对早在先知时期就有圣训记录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的著作《穆罕默德研究》被认为是东方学圣训研究的代表作,他在该书中对圣训进行了广泛深刻的研究,对圣训发展的内外因做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大部分圣训是伊斯兰教最初两个世纪宗教、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他不把圣训视为伊斯兰教历史最早期的文献资料,认为早期的穆斯林主要倚重《古兰经》,圣训只是伊斯兰发展成熟时期伊斯兰社会中穆斯林的努力结果。他还认为圣训是逐渐发展形成的并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进而说明那是最初几代人根据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宗教等目的杜撰后归属于先知的“圣训”[3]107。因为,先知时期就根本不存在圣训记录,因此也不存在文字圣训。仅靠记忆和口头传述流传下来的圣训,在不具强有力的可信度的同时还存在很多疑问。按他们的逻辑,流传至今的圣训中存在严重的伪造和杜撰成分。 [4]125至于仅靠记忆和口头传述圣训的问题,他完全忽略了阿拉伯人传统的文化传递习惯,古代的阿拉伯人都习惯以记忆保存文化遗产,阿拉伯蒙昧时期的“悬诗”就是靠记忆保存下来的。从先知时代至今,出现了无数的《古兰经》背诵家,与之相比,全面背诵《圣经》的人显得寥寥无几。东方学家在圣训研究中专门搜集那些野史书籍中经不起科学考证的“边角废料”大做文章,从而总结出一套考证圣训的理论,完全忽略了正确可靠的历史资料和严格的圣训考证方法。 [3]82高德兹赫的推理不符合圣训发展的历史事实,倘若大部分圣训是伊斯兰教头两个世纪宗教、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伊斯兰发展成熟时期伊斯兰社会中出现的一种自然反应,那么,随着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以及皈依伊斯兰的人种、文化和习俗的不同应该会产生多种形式的伊斯兰。伊斯兰教最初两个世纪所产生的教派和思潮不是产生圣训的原因,而是穆斯林对《古兰经》和圣训明文产生不同理解的结果,圣训的搜集整理和圣训学的产生都是为了学习《古兰经》和注释《古兰经》的需要。[5]280这种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产生变化,这正是伊斯兰的活力和“伊智提哈德”(创制)精神所在。而且,为确保圣训在搜集、编纂、审定过程中内容的可信度,通过追踪圣训的“传述系统”应运而生了一套严密细致的考据、分析、排比和归类的学术方法,[6]167考证的结果集中地体现在被伊斯兰正统派所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六大部圣训集中。

伯纳德·刘易斯把“圣训”和“逊奈”加以区分性解释,认为“圣训”是关于穆圣的行为话语,经口头传述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来而后来被整理成文字的一些训诫。而“逊奈”是最早期的伊斯兰教社群传统,由头几位哈里发以及圣门弟子和先知继承人的行为和施政发展而成。到了伊斯兰教的第二个世纪,“逊奈”等同于先知穆罕默德个人的教诲和行为。 [7]229-233按伯纳德·刘易斯的分析,一部分“逊奈”的产生是因穆圣去世后政治的需要,但这不符合圣训本身的发展历史,因为在圣训学术语中,“圣训”与“逊奈”是同义词,“圣训”(哈底斯)原意为“传闻”,后专指先知穆罕默德生前的言行,包括他默认的言行;而“逊奈”原意为“行为”、“道路”,专指先知穆罕默德在传教过程中的种种行为,包括他的举止、参加的活动以及他在场时未加禁止而默认的行为等,简称“圣行”[8]194。

诸多东方学家认为圣训记录和搜集、整理工作的迟缓是导致大量真实圣训失传和伪造圣训泛滥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圣训的基本框架早在穆圣时代就已定型,但当时人们并未广泛记录圣训,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大部分圣门弟子都是文盲,又缺少必要的记录条件;更重要的是穆圣禁止用文字形式大量记录圣训,以防与《古兰经》相混淆,这一时期的圣训主要是以记忆和口头传述的形式而保存的。圣训的记录和搜集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1.随着穆圣及许多知晓圣训的人相继去世,圣训恐将完全遗失,而此时《古兰经》已经定本,不存在相混淆的嫌疑;2.随着伊斯兰教不断传播和发展,伊斯兰社会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但仅凭《古兰经》难以解决,教法学家们迫切需要从先知或圣门弟子的言行中寻求解决问题的依据;3.随着哈里发国家政权、教派斗争的日益激烈,伪造的圣训逐渐增多,学者们需要搜集并甄别圣训的真伪。 [9]96直到19世纪下半叶,诺德克的《古兰经的历史》(1860年)、伊本·易司哈格《先知传记》(1958年)、巴赫尔的《穆罕默德生平》(1903)、安德利(Andre)的《穆罕默德——个人与信仰》(1932年)出版后,人们对伊斯兰教持有极端偏激的态度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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