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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清真寺功能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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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世界处在从未止歇的演化过程之中,清真寺的功能也是如此。把伊斯兰世界理解成自古以来就是一成不变的,这本身即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一种表现。[1] 125从历史的角度,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认识伊斯兰世界,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要求。作为伊斯兰教最重要建筑物的清真寺,除了建筑样式的变化之外,作为宗教信仰、权力结构、社会关系和经济体系的外在表现,其功能也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变。

一、中古时期清真寺的功能

追溯清真寺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故居。最初的清真寺,“也就是穆斯林聚集在一起礼拜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先知的房屋前的院子。”[2]49宣礼员所站的屋顶,沿正向搭起的简易的遮阳棚,以及棚厅中央用枣椰树做成的讲坛,这是最早的清真寺的三个基本要素。[3]162在所有这些要素中,政治功能最集中的体现是讲坛(minbar)。讲坛并非从一开始时就有,由于到先知房屋前的院子里参加礼拜的人越来越多,公元628年开始设置讲坛。就是在这个讲坛上,“穆罕默德率领信徒做礼拜、执行审判、颁布新法律,他的所有继承者也是如此。站在会众清真寺里那升高的讲坛上做聚礼日礼拜,遂成为哈里发和地方统治者的特权,并由此而演化成政治和宗教的行为。”[4]8在那个时代,麦地那的清真寺兼具宗教、社会、政治和司法功能。它是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场所,是增强穆斯林情感和社会联系的场所,也是进行社会动员和司法裁决的场所。

在哈里发欧麦尔和奥斯曼时代,阿拉伯人在伊斯兰的旗帜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服。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清真寺也在各地建立起来。新的清真寺的建立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巴士拉、库法、弗斯塔特、凯鲁万等新建的军镇城市。在这些军镇城市里,清真寺都是模仿麦地那的清真寺建造的。这些军镇城市,往往是区域性统治中心,建有地方长官公署(dār al-imārah)。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地方长官公署大多建在清真寺附近。在巴士拉,建于635年的地方长官公署在清真寺的东北面;在库法,萨阿德·本·艾比·瓦嘎斯于638年建造了库法的清真大寺,同时在清真寺的一侧也建立了地方长官公署,与清真寺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街道隔开,后来于644年重建的地方长官公署也在离清真寺不远的地方。[4]8欧格白·伊本·纳菲阿在凯鲁万建设军镇城市的过程,就是“先修建清真寺,接着就修建政府公署,使民房以此为中心。”[5]303正是因为伊斯兰教在大征服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清真寺所具有的综合功能,使得清真寺往往是新建的军镇城市中最早出现的建筑。另一种情况是在先前已经有居民居住的被征服城市,阿拉伯人往往利用城市里旧有的建筑作为清真寺或履行清真寺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地方长官公署也是在清真寺附近。比如在大马士革,穆阿威叶建造的地方长官公署绿圆顶宫(al-Qubbah al-Khadrā’)就在清真寺附近。由于清真寺是选用旧有的神圣宗教建筑,因此更能说明地方长官公署的选址是依据清真寺的位置而定的,即在时间顺序上是先有清真寺,后有地方长官公署。

事实上,这种建筑格局体现了政治和社会治理与宗教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与伊斯兰大征服时代的治理结构相一致的。“在伊斯兰教的初期,政府某个地区的将军,就在那个地区里兼任礼拜时的领拜者(伊玛目)和那个地区的法官。”[5]201正是这样的治理结构,决定了地方长官需要并且能够利用清真寺来完成宣示统治、宣布法令和社会动员等活动。在新征服的地区,新皈依的穆斯林数目较少,在此情况下,清真寺及其附近的地方长官公署,构成了地区性的政治、司法和伊斯兰宗教的中心。

在倭玛亚时期,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685~705年在位)于691年在耶路撒冷修建岩石清真寺。尽管该清真寺享有盛名,且成为后代众多清真寺建筑结构的典范,却是由哈里发瓦立德(705~715年在位)进行的。他于705年制订了重建麦地那清真寺的方案,710年建成。这个清真寺引进了四个高耸的宣礼塔,可能源自拜占廷城堡的方形瞭望楼;麦地那清真寺还首创了壁龛,可能是借用了基督教堂中常见的神龛形式。[3]168-170这些后世清真寺建筑的经典样式,都是通过重修的麦地那清真寺而确立的。与此同时,瓦立德还于705年接收了大马士革奉献给圣约翰的长方形教堂,并在教堂的原址上修建了倭玛亚清真大寺。事实上,大规模修建和重建清真寺的工作本身就是极具政治性的行为,其核心目的是增强倭玛亚王朝的合法性。“对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宗教建筑的资助提升了叙利亚作为倭玛亚王朝中心的地位,对哈里发的虔诚以及他们企图效仿同一地区基督教堂的辉煌努力都作了很好的宣传。”[2]62在656~661年和680~692年,阿拉伯帝国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内战,伊斯兰世界发生了分裂,形成了倭玛亚党人、阿里党人、佐拜尔党人和哈瓦立吉派等最初的政治集团。正是由于佐拜尔党人当时控制麦加,倭玛亚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为了与之相抗衡,以吸引朝觐天房的群众,于691年在耶路撒冷修建岩石清真寺。在与阿里党人的斗争中,叙利亚与伊拉克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在叙利亚的中心大马士革修建倭玛亚清真大寺,将之提升到伊斯兰教的第四大圣地的地位,是为了维护叙利亚的中心地位。从另一个方面讲,修建规模宏大的清真寺,也是为了与基督教的宏伟建筑相抗衡,宣示伊斯兰教的力量。[5]257,307

伊斯兰教初期,清真寺的功能是综合性的。“对于阿拉伯社会来说,清真寺是一个集会的地点,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地方,法庭、国库、军事行动的中心。行政命令在这里宣读,政治家在这里宣布自己的政治誓言,商人和学者在这里聚首,书籍在这里宣读,也就等于出版。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在这里休息,甚至还可能享受一顿晚餐。它代替了传统的集会或者论坛,成了城市中主要的集聚会地。只是在一百年之后它才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地点,其含义接近西方的‘神圣的地区’。”[2]50-51伊斯兰教初期清真寺功能的综合性,可能正是对应了这一时期政府机构的简单状态和职能的分工的模糊状态。随着政府机构日益完备,清真寺的政治功能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宗教功能日益突出,与宗教活动相联系的社会功能得到保留,文化功能开始逐渐发展起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普通清真寺与清真大寺在功能演化上是有区别的。清真大寺的很多功能是普通清真寺原本就不具备的,因此,前者的宗教功能在诸种功能中更为突出。

虽然清真寺的政治功能开始出现弱化,但是由于伊斯兰教中政治和宗教的紧密联系,在清真寺中进行的宗教活动体现着明确而重要的政治含义。在清真寺星期五聚礼的祈祷词中是否提到某位统治者的名字,就代表着是否承认他的政治权威,或者至少在名义上承认其权威。阿拔斯王朝时期,在帝国东部最先拥兵自立的塔希尔(?~822年)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威,从每周五聚礼日的祈祷词中删掉了哈里发的名字。在西班牙建立后倭玛亚王朝的阿卜杜·拉赫曼(756~788年在位)于757年在每周五的祈祷中停止了对阿拔斯哈里发的祝福。由于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往往分属不同的教派或者教法学派,因此清真寺也具有了在政治和宗教上区别教派和教法学派的功能。

历史上,清真寺具有了传承伊斯兰文化的功能;第一,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宗教学者、教法学家,他们专职领导和管理清真寺的事务,领导社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宗教事务。这些宗教学者本身就是伊斯兰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载体;第二,宗教学者作为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主体,承担了社会的教育工作,因此很多学校都附设于清真寺,通过以伊斯兰经典为核心的教育,清真寺也具有伊斯兰文化的传承功能;第三,清真寺被用作图书收藏所,特别是有关宗教文献方面的收藏;第四,清真寺本身的建筑因素,都起源于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的清真寺,伊玛目等人包括领拜、讲道在内的活动,也是效仿先知。因此,清真寺的各种建筑因素本身,以及伊玛目等人在清真寺的活动,都将穆斯林大众的生活与先知穆罕默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伊斯兰文化;第五,很多清真寺是与圣徒的墓地联系在一起的,穆斯林大众在清真寺礼拜的同时,也被激发起对圣徒的纪念和追思,强化了伊斯兰文化对穆斯林现实生活的影响。

在诸种文化功能中,清真寺的教育功能居于突出的地位。阿拉伯帝国的教育,显然与清真寺有着密切的联系。初级教育一般是在清真寺完成的,“小学校(kuttāb),即使不是清真寺本身,也是清真寺的附属物。” [5]483伊斯兰教的“头一所真正的高等学校”,是1065~1067年由尼扎姆·穆勒克创立的尼扎米亚大学,是一所为政府所承认的宗教学校(madrasah)。这种高等宗教学校起源于在清真寺进行的学术辩论。在伊斯兰教的早期,穆斯林往往在清真寺进行学术辩论,讨论宗教问题。在辩论的过程中,他们会聚集在博学的穆斯林学者身边,征询意见,聆听教诲。一些博学的穆斯林学者也逐渐开始在清真寺组织定期的宗教讲座,称作“集会”(majlis),聆听者则形成“小组”(halqah)。高等宗教学校和宗教大学正是从这样的宗教学术“集会”和“小组”演化而来。在今天最负盛名的爱资哈尔大学,与清真寺的关系更为密切。什叶派的法特梅王朝于972年建成爱资哈尔清真寺,988年哈里发阿齐兹(975~996年在位)在该清真寺设立一个学院。

清真寺除以宗教功能为基础兼具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外,还具有司法、经济等功能,这就确立了清真寺在穆斯林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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