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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道德沦丧崩溃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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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就像滑了坡的泥石流一样,以惊人的速度崩溃着,下滑着。强权、贪污、腐败、欺诈盛行,假烟、假酒、劣质产品、劣质食物、充斥着社会的角落,念大学会被大学宰割,去医院会被医生宰割,买房子会被开发商宰割,中国这个社会之中,充斥着太多的霸权、欺诈、谎言、贪婪,以至于你不可能独善其身,甚至到了你不学着做,就难以生存的地步。人欺人、人骗人、人害人,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有许多四五十岁的人怀念毛时代的中国社会,说尽管那个时候物质生活贫乏,但是还没有感到如此地无望。的确,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完全放弃对“共产主义理想” 的追求,还是比较信赖政府,比较注重理想、道德。单纯的老百姓的心中还尚存一丝高尚的理想与情操。可是现在,人们心中还有高尚的理想吗?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国人已经普遍丧失了高尚的理想与情操,中国人唯一追求的东西就是“金钱”。 他们虽然关心政治——但是他们知道,关心也没有用。百姓们不得不默许了自己被欺骗的现实,转而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如何追求“金钱”上。这是唯一对自己有实际意义的事,并且他们不介意采用欺诈的手段,因为欺诈在中国社会中太普遍了。中国正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欺诈社会。

         每一位心中仍怀有高尚理想与信仰的中国人,都会深深思考:中国今天社会道德的沦丧、崩溃,根源在哪里?一言以蔽之: 人性的沦丧,制度的不公,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道德沦丧、崩溃的主要原因。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自古以来,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人讲究修身养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所有美德的根基所在。“俭以养德”,古训昭然。俭,还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它使人尊重劳动、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大自然的造化,把个人花费限制在不奢侈的范围内,把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控制在可持续发展的限度内,使社会得以永续演进。

      穷当克俭,是美德;富而思俭,是更高层次的美德。但是看看现在代表中国未来的青少年,个个娇生惯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单说中国学生的浪费铺张,就足以震惊全世界!在中国的校园里,从城市到农村,每天成桶成桶的食物被当成垃圾倒掉司空见惯!如今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浪费食物已经习以为常。很难想象一个连口中食物都会轻易浪费的人,他会有什么道德可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是如今中国3岁孩子都会背诵的古诗,但是,可笑的是,中国人只是像说顺口溜一样对待这样一首诗,不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他们的做法完全相反!“成由俭,败由奢”,我们不强求大家节衣缩食,而是反对无度挥霍,铺张浪费。暴殄天物,不但终会得到大自然的惩罚,而且也必将成为中国人人性沦丧的第一起源!

       中国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了逐年的贫富差距拉大。“不患寡而患不均”,古今一理。均是利益,机会,制度的均。没有均,稳定是空中楼阁。当今中国不公正的制度主要表现在产权、财政资源、社会保障、金融服务、税收政策、教育医疗资源、就业、工资制度、土地制度、干部制度、法制、科技推广制度、市场主体制度、户籍制度、代表权等制度的不公正。普遍表现在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当官的与老百姓在获得社会有限资源时所面临的巨大差异。一切,都是制度的不公平造成的!有了巨大的差异,人性的阴暗面必然暴露。

   当弱势群体没有了幸福生活甚至是基本生活的保障的时候,他们必然有改变的本能要求。当优势群体看到违法犯罪都不能被惩治的时候,他们必然有变本加厉的贪欲。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化,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形形色色的伤天害理的勾当浮现社会,屡见不鲜。从此恶性循环,日积月累,以至今日社会道德沦丧至此!

    不公平不公正当然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存在,但在现代社会,横向比较国际社会,中国的社会不公,尤为突出!世人皆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唯GDP增长是硬道理的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精神道德的建设,尤为失败,世人皆知!

        人性沦丧,必然导致价值观的沦丧。30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张扬的理论大旗,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不仅自己奉行这种“有奶就是娘”思想宗旨,还把这个宗旨强加给整个社会,把这个本来是老百姓的骂人话变成了唯一宗旨。按照这个宗旨,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能成名发财就是能人,就是让整个社会羡慕的有本事的人。人类数千年文明所形成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的标准完全颠倒了:一个女学生走上社会,如果当工人这只猫,一个月也就几百元钱;如果当小姐这只猫,一晚上就能挣几百元钱;所以当小姐自然就成了好猫。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由此形成。

       价值观的沦丧直接导致社会行为失去道德准则,中国政府便把法律作为了行为的准则,他们天天在灌输“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都可以做的”,从而使社会彻底抛弃了道德准则。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法律都只是法官评定有罪和无罪的准则,从来就不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的行为准则只能是道德准则。由于中国政府的唯一道德准则就是“怎么合适怎么干”,此外没有任何其他道德准则,所以就只能以法律作为行为准则。这样一来,只要能躲过法律不进监狱,便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道德体系也就没有了任何存在的社会余地。

         所以,综上所述,中国政府对人的道德的不教育,不建设,不作为,已到了置若罔闻、麻木不仁,甚至是姑息养奸、纵容丑恶的地步!这,就是中国社会道德沦丧、崩溃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作者:孙立平 清华社会学教授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 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 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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