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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穆斯林教育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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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穆斯林教育,有四个明显的成效时期。
一、        胡登洲开创的经堂教育时期;
二、        马联元恢复的经堂教育时期;
三、        民国穆斯林新式教育时期;
四、        当代中阿学校教育时期。
现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四个教育时期的时代背景和它们的教育教学特点。
据史料记载,自唐至明的八百年间,中国清真寺的掌教基本上由阿拉伯供给或父子相承袭,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明朝初年,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朱元璋立下了“不许寸板下海”的祖训,后来“海禁”一度松弛(郑和下西洋时期)。再后,为了防御倭寇的侵扰,又曾厉行“海禁”。
由于“海禁”,阿拉伯的宗教人才进不来中国,明中叶,中国伊斯兰教出现了“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严峻局面。在元朝,中国的清真寺已“其寺万余”,这时的情况显然是很多清真寺没有合格的教长!据此,胡登洲立志兴学,“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倡导宗教教育,培养掌教人材。他在继承前人传播宗教方式的基础上,将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先在家中后移在清真寺设帐讲学,免费招收学员,讲授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办学初,“吴楚燕齐之彦,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焉”。他始用经堂语言讲解,并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方式、学习考察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制度,开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经堂教育之先河。经四代掌门人传授,授徒约数百人,百年以后造就人才之多宛若星辰,从而填补了中国清真寺掌教之空缺。
据1718年《建修胡太师祖传城记》碑文载:胡登洲幼时习儒,长大后随其同乡著名阿訇高某潜修波斯文、阿拉伯文及伊斯兰教经籍。精通伊斯兰教哲学、教义学和哈乃斐教法学。据康熙十六年(1677)抄本《经学系传谱》载:胡氏家道殷实,经营商业。一次赴京售货,行至西安以东新丰一带,路遇一位从西域赴京朝贡的回回老人,遂相与讲经论道,并阅读了老人所带中国穆斯林学者尚未见过的一些经典。在京期间,胡登洲还曾以“延国学名士”为之讲学。以后二人又联袂离京,送老人出嘉峪关,相别于“玄圃之麓”。
胡登洲亲传弟子有“冯、海二门父子祖孙得受宗旨”。冯氏名少川,陕西人,著有《纳直问》;海氏名东阳,字文轩,西安人,后在宁夏地区有所发展,成为经学世家。再传弟子比较著名的有山东常志美、陕西周良隽、云南马德新、河南张万东和杨泰恒、杨泰贞等。由于胡登洲及其传弟子几代人的努力,经堂教育在中国穆斯林居住地区普遍兴起,培养了大批宗教人才,从而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堂教育的兴盛是明代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一件大事。所谓经堂教育,指的是在清真寺内开办的以传授伊斯兰宗教知识和培养伊斯兰宗教职业人士为目的的一种教育方式。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清真寺内开设的讲堂又称回文大学。由寺内开学阿訇收若干名学员,向他们讲授伊斯兰教经典以及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学员的生活和学习费用由坊内教亲捐赠。学员学期不固定,一般要五六年时间,直到开学阿訇认为可以毕业时为止。毕业时要举行“穿衣挂幛”仪式。
胡登洲开创的经堂教育能取得成功有几大条件:
一、办教育者有强烈的使命感、品学兼优;
二、受教育者(学员)有就业市场,即有学有所用的地方;
三、办教育者中阿两通(胡登洲幼习儒,长大后潜修波斯文、阿拉伯文及伊斯兰教经籍,精通伊斯兰教哲学、教义学和哈乃斐教法学)并有一定的社会实践和社会阅历。
四、有严格的学制,虽没有固定学年(学员学期不固定),但有严格的学历,如达不到一定的知识水平,学年在多一般也不能毕业;
五、 受教育者没有过多的生活之忧(学员的生活和学习费用由坊内教亲捐赠)。
六、 依据时代需要自编自选教材,保证了教学的高度灵活性和开拓性。
下面我们来看看马联元办教育期间的时代背景和他的教育教学特点。清咸同年间,朝廷腐化,地方官员腐败,民间道德堕落,在西北,教派进入,回民内部纷争不断,给了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机会,在西南,回汉乡绅在争夺地方利益和矿产时挑动回汉群众争斗,激化了民族矛盾,引发了民族危机,满清政府趁机制定灭回政策,挑动汉族官吏和地方乡绅灭回以转移汉族与满清王朝的矛盾,于是回民大难临头,上百万人被杀,在满清政府灭回期间,很多阿訇带领回民走向自卫,他们身先士卒,成了舍希德,以致清末回民社会阿訇寥寥,经学断代。马联元阿訇身处清朝末年的腐朽时期,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我回人惨遭杀害,伊斯兰受到严重摧残,经堂教育频临泯灭的时代,整个云南,处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恢复阶段,云南各地残破不堪,然而,战祸已成过去,重建家园的同时,经堂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关系到伊斯兰教后继有人,办学已成为当务之急,它与子孙后代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联。于是马联元阿訇“文起断代之衰,道济穆民之溺”,奋力撑起经堂教育之帆,筹办经学,使云南的教门在血腥风雨中承前继后,迅速复兴,重获新生。时已30余岁的他,在其家乡玉溪龙门大营掌教,兼设儒学书院,以求通晓汉语言文化,又得清朝马云峰军门捐助,教学、传教长达30多年,开辟了阿拉伯语和汉语并授先例,授徒遍及滇、黔、川等省及缅甸。开辟了云南经堂教育史上的全盛时代。授业弟子近千人,有成就的穿衣阿訇150余人,都受聘于各地各大清真寺掌教 。
马联元,字致本,云南玉溪大营人,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和汉文,22岁受聘河西小回村讲席。同治年间,他伴随舅父马仁山前往麦加朝觐,留居海外,游学数年,曾经向埃及著名伊斯兰教学者研习古兰经读法(台直威迪),向土耳其学者学习伊斯兰教认主学,向印度学者求教伊斯兰法学大典(沙米)。同治十三年(1874)归国,被家乡聘为主讲兼伊玛目,此时他33岁,父亲马学宽已经80高龄。
马联元继承中国伊斯兰教经学传统,并做了不少革新。一是他对远道求学、家境贫寒的莘莘学子,不收学费,设法助学供养他们;二是让高年级学生辅导低年级学生课程(穆尔林制度);三是编写简明教材,选取简明扼要的略本讲授,使学生易于理解,有家庭贫困者一旦辍学,不致功亏一篑;四是采取中阿并授,学生不仅能够讲解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宗教经典,而且能够直接阅读伊斯兰教汉文典籍。教学上,他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循循善诱,数十年如一日,所授弟子二千余人,大都学有所成。当时云南开学阿訇和伊玛目,大致出其门下。 马联元著述达二十余种:他用汉文写的《辨理明证》,阐明了伊斯兰教经训的原理原则;《亥听解译》是中国最早的古兰经汉译本,这时,按逊尼派教法,翻译古兰经是违背教法的,但马联元阿訇能突破当时不合理的教法禁锢,说明他不盲目崇阿,有自己的理智判断;《性理微言》是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刘智《天方性理》本经的阿拉伯文译注本;《教法简注》为伊斯兰教法学大全《伟嘎叶》简注本,以适合中国穆斯林宗教生活需要。此外,他编写了不少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法、文法、修辞以及教义教律方面的教材,校订不少伊斯兰教经籍,并主持刻板。蜚声中外的本刻版《古兰经》,就是由他倡导刊刻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马联元决意离家远游,“重朝天房,再朝圣陵”。他经由缅甸至印度时,完成了阿拉伯文巨著教法简注《讨最哈》(上册在印度孟买石印,下册在昆明出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闰五月,他在印度干补勒(坎普尔)归真,享年63岁。印度的穆斯林为他建立的墓碑,至今尚在。
马联元阿訇博览群经,深研细钻,旁征博引,苦心熬费地以阿文写出了中国首本注解开俩目的《简明教义学大纲》,此为我国经坛壮举。平凉青年阿訇马惠荣以国语译注了这本信仰学名著,于2002年斋月刊印问世。马联元阿訇译著的《赖托易福•满退格》一经,对认主独一真理,颇有独到见解。证据有力,说理精粹,发前人所未发,在吾教哲学中甚有特色。此经近年来引起中外伊斯兰学者重视,日本学者松本教授写了《马联元 ——认主独一哲学思想》已在伊斯兰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
马联元阿訇在多年教学实践中,编写了一套为南北经堂所通用的教材,历经百年,至今延用。
马联元阿訇是中国伊斯兰教一位承前启后的学者,是云南经堂教育的支柱,是学贯中阿的一代大阿訇、大经师。
马联元阿訇恢复经堂教育的成功,基本上具备了胡登洲开创经堂教育成功的几大条件。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主张,提倡自由、号召民主。在此背景下,中国穆斯林先贤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培养即能在社会上生存发展,又能保住信仰的新型人才,于是创办了穆斯林新式教育,首先成达师范学校在山东济南创办。
随着成达师范的创办,1928年,四川万县创办了万县伊斯兰师范,当时在全国颇具影响。1929年,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创建。1932年宁夏银川创建宁夏云亭师范学校。1938年甘肃临夏创建普通中学5所,中等师范1所。在同一时期昆明明德中学也成立。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全国有回民中学20多所。
成达师范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不同于“经堂教育”的现代伊斯兰学校。1925年由唐柯三、马松亭等在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内创办。
当年招第一班学生10人,教员有张鸿滔、王静斋、马裕甫等。开设古兰经注学、圣训学、阿文、教法、教史、汉语、史地数理化、教育学和心理学等课程。学校分初师、高师二级,学制为“三三制”。办学目的为:“培植良好之师材,而谋昌明圣教者也”。
1928年5月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学校遭破坏,于1929年秋迁往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内,校名为“北平成达师范”,从此成师进入稳步发展时期。该年学校成立董事会,马福祥任董事长,增任马淳夷为训育主任,并招第二班新生24人。
1930年招第三班39人,第一班扩到16人,规定“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此时教育方针也改为培养“三长(教长、校长、会长)人才”。1931成立学生会。
1932年招第四、第五班学生。毕业生中有5人派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其他有的担任各地清真寺的教长,有的去西北地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1933年又有土耳其、埃及的教授和博士到校讲学,加强中阿文化学术交流。
1935年制订“中国伊斯兰学校教学标准”,包括阿文、古兰、圣训、哲学、法律等单科标准。前后还编了不少教材,如阿文初、中、高级读本和文法读本等。另外又创办了《月华》旬刊和《成师校刊》,并成立了出版部。
1936年第一批毕业留埃学生马金鹏、金殿桂学成回校任教,福德图书馆正式建成。这一切都标志学校逐步走上正规化、制度化的道路,中国伊斯兰师范教育已步入成熟期。
就在成达师范发展鼎盛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马松亭(寿龄)与文教界名流发表“抗日宣言”后,在白崇禧的支援下,于1938年分两批举校南迁,迁至桂林西门清真寺内正式复课,继续出版《月华》,并先后设立了五所附属小学,均派成师毕业生主持校务。
1941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改成国立,校名为“国立成达师范学校”。办学目的是“培养回民小学教育师资”,兼收其他民族学生。设三年制师范班和四年制简易师范班,仍设阿文和宗教常识课和阿文专修班。
为保持伊斯兰文化和民族教育本质,唐柯三与教育部长陈立夫达成五点协议,1.维持成达师范校名,不冠地名,以保持其建校精神;2.不因改制影响创办宗旨;3.古兰、圣训、教义授课时数不变;4.星期五为礼拜日;5.礼拜、封斋及回教节日照回教规定安排。校长仍为唐柯三,经费全部由教育部拨发。成立“《古兰经》翻译委员会”。由此成达师范学校进入后期阶段。1942年改任谢松涛为校长,马松亭被重庆首寺十八梯清真寺聘为教长并负责设立经学研究班。成师阿文专修班主任则由马金鹏继任。1943年又成立“《古兰经》翻译委员会”。
1944年秋,衡阳失陷,桂林告急,学校迁往陪都重庆十八梯清真寺, 1945年8月16日,薛文波接任校长,9月迁址于郊外青木关彭家大院。
抗战胜利后学校被批准复员北平。1946年,学校在和平门内北新华街中华中学旧址复课。年底迁入西郊新北京万寿路新址。此时成师在校生已达300余名。   北平解放后成师与西北中学、西北女中、燕山中学合并组成了国立回民学院。
民国新式回民教育培养了大批有文化,有良知的人才。如民国著名的回族四大“抗战阿訇”(哈德成、王静斋、马松亭、达浦生)、王宽、庞士谦、马以愚、虎嵩山、马坚(1929年马坚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1931年12月随中国首批留埃学生团赴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纳训、纳忠(1931年由云南明德中学选送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留学深造)等人,都与新式教育的培养有着很重要的关系。这些人中有的在建国后为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发展和阿拉伯语人才的培养以及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式教育能为穆斯林培养出一些能进入中国文化上层的优秀人才,主要有几大优点:
一、中阿并授;
二、办学者及教师德才兼备;
三、 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无神论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在中国大地上确立,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想登峰造极,宗教受到推残,各宗教人士受到强制改造,云南沙甸近千穆斯林被军队屠杀,震惊中外,河南陈克礼阿訇被扣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绞痛了穆斯林的心,在遭受这样的疯狂年代打压后,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承人才出现了断代,改革开放后,虽然宗教政策得到恢复,阿訇可以进入清真寺主持教务,但很多清真寺面临缺阿訇的严峻局面,这时,一些责任感很强的阿訇和乡老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火星复燃,克服重重困难又办起了经堂教育和中阿学校,中阿学校创办时间较早又比较有影响的有临夏中阿学校、内蒙小楼寺中阿学校和河南圪垱店阿语学校等。
现在,长期坚守在中国伊斯兰教育、穆斯林学术刊物工作和清真寺执教的部分人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上述学校和同类学校的影响和教育,这无疑证明了这些学校创办者的虔诚和时代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某些中阿学校教育能取得成功,具备了下列条件:
一、办学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心灵之痛,危机意识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
二、办学者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
三、办学者有一定的综合文化知识和素养;
四、教育对象有就业市场;
五、学校在教育教学管理时还是比较严格的;
六、学校教育有一定的财力保障。

综上所述,学校教育成功的条件,一般包括下列几点:
一、授教者必须具备较强的文化知识和文化素养;
二、授教者必须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
三、授教者必须有时代使命感;
四、教育对象有就业市场;
五、教育需有合理的授教课程和严格的考核标准;
六、教育需有一定的财力保障;
七、受教育者(学生)需具备正常的脑力、体力和语言文化天赋)。
现在,不少办教育的人和学生对当前的中阿教育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惑,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当前的中阿教育受到了挑战,原因是优秀的学生越来越少,学生在学习时缺乏动力。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就业市场狭窄,毕业生供过于求,很多学生感到前途渺茫,因此学无动力,这是以往没有过的问题;
二、阿訇的身价在很多地方贬值,社会经济地位逐渐降低,一些优秀的阿訇辞职经商,阿訇队伍的整体水平、社会威望和社会影响力降低。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一方面在于我们今天所处的大环境的冲击,即中国社会日趋商业化和功利化的冲击,二方面在于中阿学校和清真寺经堂班高数量而低质量教学毕业模式的影响。
对中国的大环境来说,我们这个群体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微弱的,但对于我们自身的失误,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尽量改进和进行后续弥补。
在教育思想和教程规划上,我们穆斯林这个群体不是没有现成和先进的东西,而是被我们遗忘了,早在数百年前伊玛目安萨里就提出,成功的教育是道德教育、知识教育和职责教育的完美结合。
关于道德教育,安萨里认为,人最重要的品德应该是理智、勇敢、纯洁和公正,他认为“只有凭科学才能区别道德的好坏,而要获得科学则必须靠逻辑,因逻辑的用处是涉取科学,而科学的功益是实现永远的幸福。”
关于知识教育,安萨里将学校开设的课程分为两大类:必修课,如教义、教法、经注学、圣训学、信仰学等;选修课,如语言学、语法学、医学、数学、历史、诗歌等其他学科,他认为只有将两类知识融合在一起学习,才会达到绝佳的效果。
关于职责教育,安萨里认为,教师的伟大不仅仅是他拥有知识和真理,更重要的是,他是知识和真理的传承者和体现着。
另外安萨里还提出了因材施教的主张。
安萨里对于学生的要求,基于道德教育、融知识教育、体质教育和理想教育为一体。
安萨里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高尚品德和生活技能。
安萨里的教育思想,成为后来很多大学,包括欧洲一些大学仿效和借鉴的对象。由此推动了欧洲的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可是我们穆斯林的很多地方反而丢失了它,由此我们逐渐走向衰落。
今天,就物质条件、教学环境的安定性和学生求学的交通条件来说,是胜于以往时代的,但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落后了,教学标准降低了,教学课程的设置和安排落伍了,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正视和必须改进的问题。
依据安萨里的教育思想来看,教义,即伊斯兰教的相关价值理念和它对于人及社会的意义,是穆斯林教育的核心,而语言则是选修课,可是在我们的教育中,语言则成了核心,而且我们在实施语言教学时,又没有严格按照语言学的规律来学来教,一般来讲,语言学的规律是,我们要去看或学一门由外语著的经和书,我们必须首先具备使用这门外语的语言能力,即首先必须攻破语言关,才能去读或研究由这门外语著的经或书,否则知识在两种语言的思维意识转换中就不畅通和明晰,而且学生学习起来又费力费时,学生不是轻松上阵,而是背着沉重的包袱闯关。
现在我们很多中阿学校和清真寺经堂班的教学是,学生在不具备阿语使用能力,即学生在没有攻破阿语语言关的情况下,学校就让他们去啃阿文的经书,这样学生在学习和积累知识时效率就非常低,单位时间内所涉猎的知识量也就不高,结果三四年下来,很多学生阿语的语言关也没过,同时伊斯兰教的有关知识也没有涉猎多少,更不要说铭记了多少。结果一些人走出校门,头冠阿訇的高帽,品行不高,社会实践能力低下,但他们在潜意识当中又因有阿訇的高帽撑腰,不但不谦虚,反而不学无术还自以为是地以伊斯兰教的代言人自居,他们解说低下,还以真理的捍卫者审判这审判那,结果不但砸了阿訇的牌子,还砸了伊斯兰教的牌子。
现在穆斯林社区各地都有一些良好的教学设施,这是我们能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
未来,我们在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学制、教学内容的选择和课程的设置方面都必须研究和改进,而且必须对学生在知识的量和质方面有个严格的要求标准,尤其对毕业生必须实行严格的考核,求质量不求数量,把学语言和学知识分开来教,在低年级中,阿语作为一门语言来攻克,而求取知识的量还是要靠汉语来完成,只有到高年级学生过了阿语语言关后,才能引导他们去讲阿文的经书。中文学校毕业的初中生可以考虑他们学习四至五年毕业,而高中生可以考虑他们学习三至四年毕业。
关于课程的设置,我认为安萨里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指导意义或借鉴意义。
目前,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但起码应该有一些学校去实践,并逐渐总结经验而改进完善。如果我们能培养出一些知识面宽、品行又不错,在执教中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演讲能力的中阿两通阿訇,还是有一定的就业市场的。这样的教育,不但能解决学生的就业,还能改善阿訇的形象和逐渐突破中国伊斯兰教的低文化水准解说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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