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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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曾因中国皇帝的信奉而在中国得以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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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朱厚照崇信伊斯兰教,其在位期间(1506—1521),曾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宗教进行过评述,他认为:“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物,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归真。盖诸教之道各执一偏,唯清真认主之教,深源于正理,此所以乘万世与天壤久也。”可见其对伊斯兰教的推崇。

 

明武宗朱厚照还有一个阿拉伯文的名字,叫作妙吉敖兰(mejid-Allah),意思为安拉的荣耀。朱厚照当然不是明代仅有的穆斯林,说起明朝皇室信奉伊斯兰教,要追溯到信奉伊斯兰教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说朱元璋本身就是回族,一说朱元璋的夫人(马大脚)马皇后是回民。朱元璋登基后敕建清真寺于南京、西安及滇、闽、粤等地区。南京清真寺赐名“净觉寺”,落成后朱元璋数次临,并御制至圣《百字赞》赐清真寺,其文如下:

 

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

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

保庇国民,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

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

道冠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

 

从《百字赞》中不难看出,朱元璋高度赞颂了真主和穆圣,褒扬了伊斯兰教。如果他对伊斯兰教没有信仰和深刻认识,是写不出如此赞文的。

 

波斯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于1500年游历中国,于1516年在当时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用波斯语写成《中国记行》一书,作为礼物奉献给土耳其苏丹赛利姆一世。该书全面介绍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状况。作者出于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明朝王室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说:“宫廷内有皇帝专用的清真寺,有宣礼员,主麻日(星期五)皇帝到城外的清真寺做聚礼,以及穆斯林文臣武将对明朝开国的贡献、皇帝对他们的重用等。”阿里·阿克巴尔提到当时(16世纪前期)明朝政府对待伊斯兰教和外籍穆斯林的情况:“根据中国法律,如果有一批从外国来的人声称已得到中国皇帝的许可,愿意定居下来,他们就被准许永远留在那里。如果他们来时不声明这些话,比如是作生意或是使臣,他们将不准作永久居留者。有许多穆斯林得到中国皇帝的许可,永久居住在那里。仅仅巩昌府(有可能是指京兆府,即今西安)一地,据说就有三万定居的穆斯林。不论什么人来中国定居,中国人对他们都不收税;相反,朝廷还给他职务和薪俸。中国皇帝在汗八里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清真寺。中国境内共有九十座清真寺,都是政府为穆斯林建造的。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标帜和政府设立的礼拜处所。”

 

此外,就像《中国纪行》作者所说的那样,明朝政府出面为穆斯林建造清真寺。洪武初年,朱元璋曾敕修清真寺于西、南两京及滇南、闽、粤;而在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明太祖特将当时伊斯兰教界的名人赛哈智召至内府受诏。其人据传是元代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七世孙,曾经朝觐过麦加圣地。据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刻立的“洪武圣旨碑”,赛哈智受诏以后,即奉圣旨在南京应天府三山街铜作坊和陕西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各建造礼拜寺一座。32明朝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著名航海家郑和在其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前,曾向明宣宗朱瞻基奏请拨款重修南京三山街清真寺,此即当年赛哈智所建之礼拜寺。

 

除修建清真寺外,中国传统的伊斯兰教内文献还留有关于明成祖朱棣敕谕与明宣宗朱瞻基敕文的记载。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有1957年从江苏省扬州仙鹤寺征集到的一幅敕文,是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的《谕米里哈只》敕文,朱棣在该敕谕中称米里哈只为“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侮慢欺凌;敢有故违朕命,侮慢欺凌者,以罪罪之”。其上盖有“永乐之宝”玉玺,用汉、波斯、蒙古3种文字书写。西安和泉州、福州、苏州等地的清真寺内也都有此敕谕石刻,内容基本相同。而朱瞻基在回答郑和奏请重修三山街清真寺的敕文中,流露出皇帝对肩负出使西洋番国重任的郑和及其船队的高度赏识,也体现了朝廷对伊斯兰教及其清真寺的尊重程度。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受到最高统治者——皇帝尊重的宗教信仰,在明代社会中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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