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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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人生价值观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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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价值观是价值观的基本类型和主要方面,在价值观中具有最突出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理想、目的和态度。

千百年来,伊斯兰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穆斯林的人生态度。直到今天,伊斯兰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依然支配着全世界十亿多人的人生观,进而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他们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问题的看法与立场。

儒家文化是古代东方文明的巨大成果,儒家人生价值观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汉代以来儒学被定于一尊,儒家学说,特别是其人生价值观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从而影响着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形式和内容,对于铸造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因此,研究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并加以比较,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伊儒人生价值观之同

虽然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产生的时间、背景等各不相同,但二者在人生价值观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正如;《天云典礼·定成隆跋》所言:“心同理同,而圣人之教原不以方域异也”。

(一)突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伊斯兰教认为,天地万物包括人都是真主创造的,“天地的主权都是真主的,除他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能使死者生,能使生者死”。(《古兰经》) 7 ∶ 18 )真主创造万类,超越万物,独一无二,无始无终,永恒不死、至高无上……。真主与人的关系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供给者与被供给者的关系,人是真主的奴仆,对真主要顶礼膜拜,唯命是从。以自己的善行获得真主的喜悦,以便死后进人天堂……。

然而,在真主创造的宇宙万物中,人以真主所赋予的理智而优越于包括动物在内的其它一切客观存在,为万物之灵,真主在大地的“代治者”。正如明末清初伊斯兰学者王岱舆所言:“物各有性,而命即附焉,生长乃草木之性,……木枯败性亦消失,知觉乃草木之性,……至死其性亦消失。灵慧乃人之性,更兼生觉二性,能扶人长养,长养乃使人知觉而更能推论事理。此身虽灭,其性长存……故身形虽灭,依然能用其神,此即所以与禽兽草木大异也”。所以,人与其它存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是天地间的精华,他理应享受一切美好的东西。“天轮日月,大地山河,尽人衣食之仓库。水陆飞行之物,花果草木之精,皆人身体之滋养”。“止人婚娶,纲常尽绝,其意竟欲扑灭人类,而让天下与禽兽其可乎!”(王岱舆《正教真诠》)。

人不仅是万物之灵,天地之精华,而且连执行真主命令的众天使也得向人顶礼膜拜。据《古兰经》记载:起初,真主欲在大地上造化他的代治者——人,众天使不解,后主把他的一些知识传授给人祖阿丹,要众天使说出,众天使不能,于是,真主要众天使与魔鬼(依布厉思)一起向阿丹跪拜,众天使纷纷下拜,独魔鬼拒绝。由他可见,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既然人为万物之灵,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他就应该充分利用主所赋予他的一切潜能(包括智力的、体力的),遵循主制定的自然法则和社会规范,不断劳作,不断开拓,最终完成一个“代治者”的使命。

不难看出,在伊斯兰教教义中,有一种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的人本精神——在真主创造一切的前提下,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儒家思想也是如此,儒家创始人孔子区别了人与其它动物的不同,说:“鸟兽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论语·微子》)认为人不能与鸟兽同群,只能与人合群,并应努力改善人群的生活。孟子强调人之性与其它动物之性不同,人性的特点是有道德意识。孔孟都认为人高于一般动物,关于这一点,荀子讲得更明确,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宇宙方物有水火、草木、禽兽和人类四个层次,人比其它物都高贵,因为人有“义”即有道德规范。《周易·系辞下》称人为“三才”之一:“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有地道,兼三才而两之”。“才”是本始,基本的意思,人和天地万物合成宇宙万物之根本,具有重要的地位。汉代董仲舒则更进一步地阐述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他从天地人三者分工配合的角度,强调人能成就礼乐,具有精神价值,是高于万物的。宋代理学家周敦颐、邵雍、朱熹等人也都肯定人有高于禽兽的价值,在宇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邵雍喜欢谈“数”,说一个人的价值等于一兆物的价值,最为卓越。儒家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各种角度出发,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优越地位。

伊儒文化从各自的视角,在不同程度上,主张人本精神,这对于提高人的尊严,重视人价值,认识人的内涵,提高人的素质,在整个社会形成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的风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注重群体价值、强化统一意识。

伊儒文化都突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强调人本论,那么对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伊儒文化是怎样看待的呢?对于这一点,伊儒文化都是从群体观念出发而加以阐述的。

伊斯兰教认为,全人类都源于同一祖先——阿丹。真主创造人类,是要人类共同遵循同一个社会规范。执行主的诫命,一起履行“代治者”的义务。信仰真主并服从他的使者的人,成了穆斯林,即“顺从者”,他要求穆斯林团结统一、互相友爱。他说:“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 3 ∶ 103 )。

伊斯兰教的一些宗教礼仪和制度,除了一些特定的内涵以外,也都旨在加强穆斯林的团结统一和群体观念。它鼓励人们到穆斯林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心——清真寺参加集体礼拜(哲玛体)。住在一个村庄、一座城市或一个社区的穆斯林,一日五小聚、一周一大聚,一年两大会。礼拜、念经活动,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在清真寺里,既礼拜真主,自我反省,又沟通思想,交流感情,传递信息,共同感受着集体的力量和个体间的情谊。一年一度的把斋活动,也集中在同一个月,大家一同把斋,一同开斋,一同礼拜,同甘共苦,无一例外。天课——伊斯兰的分配原则,也体现了群体精神,这个制度,要求每个人,每个家庭将每年的收入作一决算,除用于自身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必要消费外,从节余的部分中抽出 2 . 5 %捐赠给穷人,需求者或用于主道上。天课制度旨在洗涤人的心灵和思想,抑制个人财富的无限膨胀,使每个财富的占有者对社会对集体承担一份责任和义务,让穷人、残疾人等弱者也分享真主的恩典,并感受伊斯兰大家庭的温暖和关怀。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更是全世界穆斯林团结与统一的象征,去麦加朝圣的人们,来自大南海北,来自地球的每个角落,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国籍……的人们,怀着共同的心愿,相聚在圣地,凭吊古,缅怀先知的丰功伟绩,一同展望他们共同的未来……

尽管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穆斯林便分化为不同的教派,但千百年来,宗教认同、穆斯林一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并时时在起作用,时至今日,伊斯兰复兴、穆斯林统一的呼声,不绝于耳。而那种追求自我价值,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者,则没有市场,不受欢迎。

那么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什么呢?在伊斯兰教看来,地位、门第、财富、能力,只是一个人可以利用的条件和契机,而并非价值本身,个人的价值,如:《古兰经》所言:“在真主看来,你们之中最高贵者为最敬畏者”,敬主者:即信主敬主且遵循主命之人,行善施恩之人,劳作奋斗之人,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对真主信仰的坚定程度,以及他对自身潜力的开发、挖掘程度。

儒家认为,社会是人群组合而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发展,群体高于个体,个体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儒家文化十分注意处理和调整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群体内部有不同的等级区别,每个人只有恪守分位,安分守已,各司其责,各得其所,才能维系群体的稳定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则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 ) ,把社会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不同身份的人具有不同的义务,并且相应地有一(整)套严密的等级规范,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儒家这种群体意识和等级观念,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维持一种“大一统”的格局,是与儒家的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同时,儒家从群体观念出发,又强调“爱人”“博爱”,要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伊儒文化都注意群体价值,认为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这对于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发扬互相合作,团结奋斗的精神仍具有积极意义。

(三)、强调道德价值的重要性。

伊儒文化都重视人生的理想,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并且都把道德价值视为理想价值的基础,认为有道德才有理想,道德就是理想,凡事首先要进行道德评判,然后才做功利评判。

伊斯兰文化的道德内涵很丰富,包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道德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整人与真主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认为人与真主是主仆关系,人应无条件地崇拜安拉,服从安拉,“应当专心致志地敬事他”。( 73 ∶ 8 )为此,规定了念、礼、斋、课、朝等一系列宗教功修,旨在调整人与主的关系。二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认为人类同源共租,理应友好相处,尤其是穆斯林之间,更应如此,提倡“凡信士皆兄弟”,相互同情,相互帮助,共谋幸福,爱人超过爱己。为此,同样制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诸方面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恪守不渝。在现实生活中规定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好与坏、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非法、可嘉与憎恶……的范围。要求人们泾渭分明,不得越雷池一步。一个人可以而且应当追求财富,满足其物质生活的需要,但要取之合法(哈俩力)用之正当;也可以而且应当满足其感情的生理的需要,但要通过合法婚姻;也可以拥有权力,但要为民作主,替主行道,清廉公正,不可滥用职权;军事上,允许使用计策谋略,收到兵不厌诈的效果;但在政治上需要坚持原则,恪守条约,不能玩弄权术,随意撕毁协定,违背政治道德。在日常生活中,要善待亲属,怜恤孤儿,救济贫民,亲爱近邻,款待旅客,宽待奴仆,尤其强调要孝敬父母。《正教真诠》至孝章有:“经云尔民事主,暨尔双亲”。

“故事主以下,莫大乎事亲。孝也者,其为人之本欤,道德所以事主,仁义所以事亲,忠主者必孝,行孝者必忠,忠孝两全,方为至道”。经云:“真主之喜,寄于人子父母喜之间”,“父母不悦,其子虽有万行,亦无论矣。”

总而言之,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创造天地万物和万物之灵——人,可以尽情享受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但不要忘记纪念真主、崇拜真主、感谢真主。人可以满足一切正常的需要,可以利己但不能损人,要人们遵循社会规范,各就各位。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得应得之权利,尽应尽之义务。凡为人处世做到不偏不倚,不要过分也不要有所不及;既便是在宗教功修方面也不能过分,不能整日沉缅于祈祷、礼拜、把斋……中,而忽视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同样也不能醉心于世俗的物质追求而忽略宗教功修和其它精神追求。人生在世身负多种使命,充当多种角色,应完成好每项使命,扮演好每个角色,使整个社会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正常运行,和谐发展,这才是一个“至善”之境界。

儒家也非常注意道德价值,主张群体和谐发展。孔子仁学认为,道德乃人类之本性,决非身外之物,可有可无,倘若无道德自觉,道德信念,则人不成其为人。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儒学相信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在儒家学者看来,就人与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来说是道德。道德应该是理想人格的最大价值;就维护社会安定和群体关系来说,主要靠道德和刑罚,而二者相比道德贵于刑罚,“德教行而民康乐”,“法令极而民哀戚”(《大戴礼记·礼察》)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义高于利的人生价值观,把“仁”看作高于生命的信念,“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志士仁人不能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了仁道;为了仁牺牲生命在所不辞。在对待义与利的问题上,孔子主张义高于利,“君子喻于义,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做事要依义而行就是首先要看这件事是否合于道义,合于道义就做,否则不做,小人则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甚至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去满足利欲。孔子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孟子则更明确地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予上》)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道德价值高于生命价值。儒家的这种义利观受到历代仁人志士的推崇,成为鞭策他们建功立业的武器,甚至为国为民献身者代不乏人。时至今日还仍然是许多有成就的实业家、企业家手中的得力武器,是他们妥善处理义利关系的格言、经典。儒家还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的处世格言,主张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恰到好处。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求人们“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内圣外王”讲求信用、礼貌谦让,“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述而》)但对原则问题“当仁,不让于帅”(《论语·卫灵公》),儒家还提倡孝亲与敬老,也与伊斯兰文化不谋而合。关于孝,孔于提出,要尊敬父母,赡养老人,以和悦的态度对待老人。子游问孝,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生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强调,孝的含义不仅是赡养父母,而且要尊敬老人,关心老人,否则就与牲畜无别了。

可见,伊儒文化都突出道德价值的重要性,二者的道德规范在许多方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那么,时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活在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机器人代替人工作时代的人们,处身于经济腾飞前夜的文明古国的人们,处身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人们和一切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人们,是否还需要用伊儒文化的道德观来约束自己,衡量自己呢?以笔者之见,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我们不必像古人那样遵从“三从四德,熟谙“三纲八目”,不必割掉男人碰过的那条胳膊以示贞烈;不必割下大腿给双亲吃以示己孝,也不必在结婚翌晨,跪下伺候丈夫,把饭碗举到齐眉处,来讨得他的欢心……但是,我们的社会仍然需要一个总的生活准则,需要秩序,需要温情,需要真、善、美,需要爱心,需要人与人之间的默契、理解和尊重。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不情愿地发现,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现象似乎愈来愈司空见惯;麻木不仁,冷漠无情的言行似乎愈来愈成为“强者”“能人”的属性,阳奉阴违的叫“关系学”似乎成了天经地义;处处与人对峙,钳制他人,玩弄权术也成了社会性的痼疾,虐待老人,“啃老”现象似乎很不稀奇。对这些,我们虽然不必惊呼“世风日下,道德伦丧”,可面对社会上的“道德滑坡现象”需要急切呼唤道德的回归,尤其是那些各个民族的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在道德的回归。比如,伊儒文化中与人为善的观念,见利思义的观念和尊老爱幼的观念,现代人仍有借鉴的意义和价值,让每个人都坦坦荡荡,不欺人不自欺,利人利己,助人为乐,公平交易,诚实待人,每做一事都要心安理得;回想往事,不再问心有愧,生活得潇潇洒洒,堂堂正正。

(四)重视内向自律,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

伊儒文化都重视人生的理想价值,精神价值,道德价值,因此也都注重自我修养,认为要实现人生价值,提高思想觉悟,培养高尚品德,完善理想人格,达到最高境界,必须坚持修养或修炼。

伊斯兰教认为,一个人首先应该确立自己的信仰,包括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定。信仰确立之后,还需要不断地巩固和深化信仰,为此,必须完成相应的宗教功修,以加强自我修养,自我克制,自我约束。这些功修最主要的是伊斯兰的“五功”:念、礼、斋、课、朝,伊斯兰要求人们把信仰和实践结合起来,以信仰指导实践,以实践巩固信仰,宗教功修就是实践的重要部分,也是修炼的主要方法。

通过这样的修持,更坚定对主的信念,增强对主的敬畏,完善理想人格,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服从者”。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是他对主的敬畏程度,看他多大程度上开发利用了主赋于他的智力和体力,并将其奉献给社会,在金钱、名誉、地位和其他世俗的诱惑上经受住考验,为主道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生命,成为“信主且行善”之人,把宗教义务与社会义务结合起来,完成“代治者”的使命。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达到人生最高境界——成为天国的居民。

儒家也非常重视内向自律的修养方法,注重内向用功,律己甚严,儒家经典《大学》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其根本是“修身”;孔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伦语·宪问》)。孟子提出“修其身而天下平”,他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尽心下》)。《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体现了儒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现代新儒家代表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依据《大学》八条目之说,对儒家刻意塑造的理想人格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八条目是“以身为本”,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诚、止,内修之目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国家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小人不知其身之大无外也,则和其七尺以为身,而内外交修之功,皆其所废而弗讲,圣者云人道熄矣。”他认为,由“内圣”,而“外五”,圣人是二者的统一,在修身的前提下,强调忧患意识与经世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谋天下人之利,行天下人之功,为天下人建功立业,“斡旋乾坤,利济苍生”,儒家还注重气节和献身精神。儒家为了实现自己的“仁爱”理想和“经世”抱负,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孔子要求“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这种“不惑”、“不忧”、“不惧”是君子对邪恶的外在力量的一种抗拒,是理想人格的自我控制和自我选择。孟子也大力提倡“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人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腾文公下》)又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南宋理学家陆九渊面对朝廷的内忧外患,号召士大夫为国事死,杀身成仁”(《省心录》),儒家的这种坚守气节和献身精神,哺育着我国历代志士仁人,出现了一代又一代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使他们在民族危难关头,能够挺身而出,慷慨捐躯,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华民族无私无畏的正气。

伊儒两家的修养动机、目的、境界是不同的,修养的具体方法也不都相同,但重视内向自律,塑造各自的理想人格,则是相同的。

二、伊儒人生价值观之异

伊儒人生价值观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二者有同也有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谈到二者相同之处时,更不应忽略二者的差异。

(一)有神与无神

从根本上讲,伊斯兰教首先是一种宗教——一种最彻底的一神教,然后才是一种文化,而儒家学说,则首先是一种文化——种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然后才具有某种宗教特性,因而也有人称之为儒教。由于对神的存在与否的态度,影响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故不能不探讨伊儒关于神的观念。

前文已经提到,伊斯兰教认为,天地万物,宇宙苍穹,一切的一切都是安拉——真主创造的。人作为万物之灵也是真主创造的,真主独一无二,至高无尚,超绝无比,他无处在,无处不在,他洞察一切,操纵一切,决定一切,社会发展、历史的演变,乃至一个人的生死祸福,荣辱升迁,成败得失,虽有一些具体的因缘,但最终决定是真主,真主在他的经典《古兰经》里为人类指定了生活准则,社会规范,人间指南。人应该信仰真主,崇拜真主,顺从真主,遵循他的法度,认命。人死后,还有一个后世,在后世,末日那天,真主审判每一个人,信主行善者入天国,否认真主、作恶多端者人火狱。

那么,儒家对神的存在与否抱什么态度呢?儒家对神的态度是不明朗的,恍恍惚惚,既不是彻底的有神论者,也不是绝对的无神论者。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所谓“闻之”是指闻自孔子。孔子自己也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李氏》)颜渊死,孔子说:“!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不难看出,孔子上述思想中的“天”,显然是指有意志,能赏罚,能决定人的命运的主宰力量——神,他有信神、畏神、敬神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在宇宙观上,他也有矛盾,对天命鬼神有了怀疑和动摇,这表现在,平时孔子尽量回避,以至很少谈论神鬼。“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樊迟问之,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当季路问鬼神时,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敢问死?”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这就很明显地表露出儒家对神的淡漠,把人事摆在鬼神上面。至于后世儒者范缜更是明确地表明了无神论立场。从儒家的整体上看,对有神还是无神是比较模糊的,往往介于“有”与“无”之间。

(二)出世与入世

伊斯兰教既肯定后世,也注重今世。两世兼顾,“出”“入”并重,当今世利益与后世利益发生矛盾时,牺牲今世利益,顾全后世利益。认为今世是后世的农场,人生在世,理应信主行善、努力耕耘,不断奋斗,即满足今世物质与精神的需要,同时,积极为后世——人生的最高境界作准备,以便进入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今生暂时成败荣辱,对一个人来说,还不是最后的结论,最后的定论在后世。人只要坚定地信仰真主,只要努力做出贡献,他的结局必然是辉煌的。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在于今世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而在于他的信仰的坚定程度和对世人的贡献大小,后世的结局与今生的所做所为挂钩,将来的收获与现在的耕耘联系,认为今生虽美好,后世价更高。

儒家由于对神的有无十分模糊,人死后是否有来世,不甚重视。所以把人的全部希望都放在现实当中,认为一个人只要坚持道德实践、建功立业,就会自得其乐,感受到人生的幸福,因此,儒家文化是绝对强调入世的,儒家对人的死亡取顺乎自然的态度。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说:“大哉死乎!君子息矣,小人休焉”(《孔子·大略》)人活着应当努力获取功名,只有死才是静息。宋儒张载更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生则乐生,死则安死,重视今生,轻视后世。认为人生在世,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

可见,由伊儒对神和来世观念的不同,引发出二者在人生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上的差异——伊斯兰教文化主张今后两世兼顾、出世与入世并重,而儒家文化,强调现实、注重功名,淡漠来世。

本文只是对伊儒文化人生价值观进行了比较,指出了相同和相异之处,而对两个文化的地位、作用,则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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