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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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明当前的困局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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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923,伊朗总理卡塔米(Mohammad Khatami)在纽约宣布持续九年的鲁斯迪事件(Rushdie’s affair)「现已告一段落」,这不仅标志着鲁斯迪(Salman Rushdie)可从个人生命威胁的恐惧中释放出来,更重要的是伊朗此举是尝试缓和伊斯兰世界长期与西方敌对的格局。虽然卡塔米努力改革伊朗的政制民主化、传媒言论自由和女性权益,但他却不断遇到保守派势力拦阻。例如伊朗精神领袖卡梅奈依(Ayatollah Khameinei)就重申已故什叶派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处死鲁斯迪的伊斯兰法令(Fatwa)仍然有效,根本没有回转和废除的理由。其实,伊朗高层对鲁斯迪事件的不同态度,反映了改革派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一种以卡塔米面向世界、在现代社会进行改革的力量和另外以卡梅奈依固守传统、以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抗拒现代社会的角力不仅在伊朗发生,也不断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重演。

  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人、巴基斯坦籍人类学家阿赫梅德(Akbar S. Ahmed)认为伊斯兰文明正处于十字路口,需要有远见的领袖带领穆斯林群体。二十一世纪的穆斯林群体无须像土耳其共和国的开国领袖、「突厥之父」(Atatürk)凯末尔(Mustapha Kemal Atatürk)那样,弃绝伊斯兰文化认同和传统,走全盘西化的路线,他们还有两个可能的选择:第一,是以藏身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下的拉登(Usamah Bin Mohammad Bin Laden)为代表的、与西方抗争到底而绝不妥协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第二,是采取巴基斯坦国父、「伟大领袖」(Quaid-i-Azam)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那种以伊斯兰文明为体吸收西方文明优点的策略。

二 拉登:全球的威胁?解放穆斯林的希望?

  原籍沙特阿拉伯的富商拉登涉及近年一连串大型国际恐怖袭击活动,包括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的恐怖袭击,199619名美国士兵在沙特阿拉伯被杀,1998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美国大使馆爆炸案,2000年美国军舰库勒号在也门被袭,以上种种恐布活动令西方大感震惊。公然的反西方立场和恐怖袭击活动虽然令拉登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头号通缉人物,但却也为他赢得阿拉伯世界青年的敬佩,成为他们的英雄模范。拉登祖籍也门,其父1970年代定居沙特阿拉伯,随后经营建筑公司并成为中东最大的建筑商,负责为波斯湾国家建造道路、大厦、清真寺、机场和不同的基建设施。拉登早年已表现出对伊斯兰宗教的虔诚态度,在家族生意中主力负责重建麦加(Ka’ba-Masjid Al Haram in Mecca)和麦地那(Prophet Muhammad Mosque in Medina)两所清真寺。1979年,拉登取得土木工程科学士,其时苏联挥军入侵阿富汗,他响应阿富汗穆贾赫迪──圣战者(Mujahideen)的援助呼吁而举家前往阿富汗,他认为再没有比参与伊斯兰圣战更能获取他世的特殊位置,参与圣战的原因是因为「在阿富汗生活一天胜过在普通清真寺祷告一千日」。在阿富汗拉登不单出钱在海湾地带招揽阿拉伯战士投入阿富汗反苏俄之战,他本人更与农民和战士在前线成功驱赶苏俄军队。80年代,沙特阿拉伯国王法特(King Fahd)给予拉登重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清真寺(Prophet Muhammad Mosque in Medina)的可观合约,但拉登以阻碍他专注圣战为由予以拒绝。其后拉登返回沙特阿拉伯,眼见国家竟容许美军进驻波斯湾侵害穆斯林同胞,再加上国内贪污腐败及国家未能有效实施伊斯兰法律(Shar’iah Law),于是公开批评沙特王府,最后在1991年流亡苏丹。拉登的生意并未因逃亡而萎缩,相反其业务更蒸蒸日上,并吸引大批阿拉伯战士追随。他更以金钱资助阿富汗、波斯尼亚、也门、车臣等地的圣战活动。1996年夏天,苏丹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将拉登逮送出境,拉登便将其总部从苏丹迁调至阿富汗,继续资助和组织全球的伊斯兰圣战者。

  拉登眼见美国霸权不断欺压穆斯林世界,于是分别在19968261998223向全球穆斯林发出《反对美军占据伊斯兰两个圣地的宣战声明:赶逐异教徒离开阿拉伯半岛》(”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the Americans Occupying the Land of the Two Holy Places: Expel the Infidels from the Arab Peninsula”)的声明(Bayan)以及名为《向犹太人和十字军发动圣战》(“Jihad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的伊斯兰法令。在上述声明和法令中不难发现,拉登陈词慷慨地谴责以色列和美国的联盟其实是犹太锡安主义者跟基督徒十字军的阴谋,目标乃打击伊斯兰世界和非法地占领伊斯兰圣地。

  明显地,拉登的激烈恐怖主义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极端行为,其实也代表着被欺压的阿拉伯世界群众的反抗情绪:抗议美国控制波斯湾战区、占据伊斯兰的圣地和抗拒敌对伊斯兰的(Haram)价值进入伊斯兰社会。或许,拉登的兴起反映了更深层的问题:自二十世纪中叶,世界各地已纷纷从殖民政权中解放出来,但对阿拉伯世界而言,强势的西方力量长期以来未有停止左右海湾的局势,冷战结束后反有变本加厉的迹象,而拉登提出将美军赶出伊斯兰两个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和重夺耶路撒冷实在是全球穆斯林的共同冀望。循此脉络理解,假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不断对中东伊斯兰国家施加制裁和轰炸,那么类似拉登的极端反西方立场和恐怖主义将会持续下去。难怪著名穆斯林文化研究学者萨特(Ziauddin Sardar)和阿赫梅德都同时指出:拉登的激烈、跨国恐怖主义正正是西方强暴全球伊斯兰社会的产物,当拉登在阿富汗阻挡苏联红军进侵时,美国不单予以支持并视他为抵抗共产主义扩张的英雄,但现在却变成全球恐怖主义的恶魔;而更重要和讽刺的是,穆斯林领袖的兴起(不管是反西方还是亲西方)往往与伊斯兰响应西方现代性或帝国主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学界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现代性截然二分的做法,不是罔顾两者长期的历史权力互动,更错谬地将两者说成是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这就是后殖民主义者萨依德(Edward W. Said)所批评的东方主义,即西方怎样透过殖民主义的军事扩张并配合权力论述(西方传媒和学术研究),建构和扭曲「东方」,将伊斯兰文明妖魔化。

三 真纳:伊斯兰为体、西学为用

  阿赫梅德指出,在二十世纪末,尽管领导伊斯兰社会的领袖有不同类型:如宗教僧侣的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领导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王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Yasser Arafat),车臣反抗运动领袖杜达耶夫(Dzhokhar Dudayev),和其它以军事强人形象出现的如伊拉克候赛因(Saddam Hussein)或利比亚领袖卡达非(Colonel Gaddafi)等等,但在他们建立政权或更新伊斯兰社会的过程中,人民似乎必然要经历血腥镇压,这好像证明伊斯兰社群跟现代社会所共认的价值、政治理念相距千丈。但阿赫梅德相信,这并非伊斯兰社会经验的全部真相,巴基斯坦建国领袖真纳恰恰提供了一个相反例证,说明伊斯兰文明传统和现代性的价值并非互相排斥。

  1876年,真纳生于卡拉奇(Karachi)一个富商的家庭,16岁负笈英伦,于林肯法学协会(Lincoln’s Inn)攻读法律,四年后取得律师资格。真纳在英国深受自由主义的气氛所熏陶,这直接影响他日后的议政风格和以民主协商的方式争取巴基斯坦独立。返国后,真纳成为孟买首位穆斯林律师。1906年他参与印度国大党(India National Congress),由此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和争取印度从英国殖民政权下的独立而努力。真纳1913年正式加入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并在1916年被选为主席,致力争取穆斯林在印度教徒社会中的权益,1919年真纳代表孟买穆斯林参与帝国立法议会(Imperial Legislative Council)。直到1920年,真纳就国大党应该采用甚么政策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与印度圣雄甘地产生严重分歧。甘地采取抵制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non-cooperation movement),但真纳则希望学校、立法议会和地方机构能以合乎宪法的形式反对殖民主义。这种分歧更于1930年的圆桌会议达至顶峰,致令真纳意兴阑珊,有四年没有涉足印度政坛,回到英国重操律师工作。1934年,真纳返回印度,再次出掌穆斯林联盟主席。1935年颁布的印度政府法(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ct),决议将权力逐步下放予各省地方政府。在1937年全国大选中,国大党赢得11个省市中的7个,真纳提出由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成立联合政府,但遭到国大党拒绝,结果再次燃起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相互摩擦和敌视,穆斯林在印度教徒的社会备受歧视。纵使真纳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努力三十多年,但最终的局势迫使穆斯林联盟在1940年决议为印度穆斯林另立国家,并在1947年成立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后于1971年争取独立成功)和西巴基斯坦,正式脱离印度管治。真纳为印度在穆斯林联盟、国大党和英国政府的游说,促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而治之的局面,并为印度的穆斯林成功地以和平与合乎宪法的精神下建立了以伊斯兰立国的巴基斯坦。

一直以来,真纳的形象非常具争议性。例如促成印巴分治、大英帝国驻印度最后一位总督蒙巴顿伯爵(Lord Mountbatten)就认为,真纳是「精神错乱」;而艾登堡禄(Richard Attenborough)的电影《甘地传》,更把真纳描绘成是不苟言笑的人,他是出于妒忌甘地而作出分裂印度的民族主义发起人。纵然真纳的精神面貌仍待进一步澄清,但社会学家端纳(Bryan S. Turner)在评论伊斯兰的社会结构时却指出,作为伊斯兰社会的领袖,真纳对现代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确实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真纳从政以来,致力促进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互相信任,采取了温和、协商的印巴分治方案,从而避免了1947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大规模流血冲突,这不单改变了西方一直所认识的伊斯兰社会领袖形象(即以军事、暴力和专制管治社会和处理国际关系),并在学术研究上提供一个重要而有力的历史根据,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是否正确或有必然性。

四 超越伊斯兰与现代性的对立思想:迈向多元现代性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归结一些初步观察和启示。首先,当代西方往往忽略了伊斯兰世界丰富的历史及多元性文明。就如当代西方对有关伊斯兰领袖的认识只放在原教旨主义上,当然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否就一定反现代也有商榷余地。以此角度审视伊斯兰文明的前景,自然会得出伊斯兰世界应否进行全面改革或保存传统价值的对立和争辩。从这一脉络下思考,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甚么类似应该选择麦加的传统价值观抑或机械化(Mecca or mechanization)、采取圣战还是融入西方的消费模式(Jihad vs. McWorld)这样的主流西方学术气候,仍然大行其道,似乎很难超越这种是非对立的模式。 

  然而,伊斯兰文明的前景与困局是否系于以上这种非此即彼的抉择呢?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Amartya K. Sen)批评强行将民主、人权的概念与「亚洲价值」采取截然二分的做法。森指出将某些价值说成唯西方独尊,实在是罔顾这些价值同是普世文明共享的遗产和抹杀亚洲价值的多元性。另外,在犹太学者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提出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大前提下,戈尔(Nilüfer Göle)和艾高民(Dale F. Eickelman)指出讨论的焦点已从伊斯兰文明与现代性是否匹配(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的二元关系,转移至两者间的互动关系(how Islam and modernit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这种从伊斯兰与现代性的非此即彼、零和关系(either-or, zero-sum relationship)转化成互相启发和相互指出对方限制的共存、共栖关系(both-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正是近年西方学术界批评现代性的西方中心论偏见和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学术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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