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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经典社会心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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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经典社会心理学研究(一)晕轮效应
2012-10-25 14:40:16 来源:转贴 评论:0 点击:927

十大经典社会心理学研究之一:晕轮效应

 

(一)晕轮效应

当你自己的头脑是一个谜的时候十大社会心理学研究不但论证了“光环效应”,还证明了我们是多么难以进入自己的思考过程。

“光环效应”是社会心理学里的一个经典的发现。其理念是对于个人的总体评价(例如,她是否令人喜爱)渐渐成为了狭隘的对于某些特定的特征的评判(例如,她是聪明的)。好莱坞明星完美地证明了光环效应。因为他们总是很有魅力而且令人喜爱,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假设他们同时也是聪明的、友善的、明辨是非的等等。直到我们发现了(大量的)与此相反的证据,我们才幡然醒悟。

同样的道理,政治家利用“光环效应”使其成为自己的优势。他们表现得和蔼而友好,却不怎么谈到主旨。人们倾向于相信这些政治家的政策是好的,因为他们看上去是好人。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你可能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反省,或者用一种说法来说,追溯我们的思考过程以回到最初的错误,从而找到这种判断的错误。在上世纪70年代,著名社会心理学家Richard Nisbett开始论证我们是多么难以进入自己的总体思考过程以及光晕效应这个特例。

讲师的令人喜爱度——
Nisbett和Wilson希望调查听课的学生是如何评判讲师的(Nisbett和Wilson, 1977)。学生们被告知这是一项对于评价老师的研究。他们还特别被告知,实验对于不同的评价是否依赖于学生和某一讲师接触的多少感兴趣。这纯粹是一个谎言。

实际上学生们被分为两组,他们会分别看两段关于同一位讲师的不同视频。而这位讲师正好有很重的比利时口音(这和实验室是很有关的)。其中一组学生看了这位讲师和蔼而友好地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二组学生看了同一位讲师用冷酷而疏远的语气回答了同样的问题。实验让我们明确,到底哪一种人格更讨人喜欢是十分明显的。在其中一种人格中讲师显得热爱教学和学生,而在另一种人格中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完全不喜爱教学的权威人物。

在每组学生看完视频之后,他们被要求给这位教师的外表、特殊语言习惯,甚至还有他的口音(特殊语言习惯在两段视频中是一样的)打分。与光环效应相一致,看到讲师“和蔼”形象的学生认为他更有吸引力,他的语言习惯更令人喜爱,甚至他的口音也更加有魅力。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支持了之前关于光环效应的研究。

无意识判断——
令人意外的是,虽然给了他们很多机会,学生们还是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给讲师打高分。研究结束后,学生们被暗示自己对讲师的喜爱程度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评价。尽管如此,大多数学生说通过讲师说话的内容产生的对他的喜爱程度完全没有影响到自己给讲师个人特征的打分。

对于那些看了讲师不好的一面的学生结果更糟——他们完全搞反了。有的学生认为自己给讲师的个人特征打分影响了他们对于其喜爱程度的总体评价。

在这之后,实验者并不感到满意。他们再次采访学生,问他们是否有可能对讲师的总体评价影响了自己给其特征的打分。学生们仍然说没有影响。他们确信自己在没有考虑讲师是否令人喜爱的情况下对他的外表、特殊语言习惯和口音做出了评价。

光环效应的日常用途——
光环效应本身很吸引人,它现在在商业中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根据John Marconi的“名声销售(Reputation Marketing)”,封面上写有“哈弗名著”的书可以比没有这几个字的同样一本书要价高出一倍。这在时装业也是一样的。一个著名的服装设计师的名字可以让一条普通的牛仔裤的价格极端地膨胀。

但是上面这个实验所证明的是,虽然我们在智力上可以理解光环效应,但是我们通常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在起作用。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它对于商人和政治家如此有用。我们时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做出了实验中所证明的那种调整。而且,即使这点被别人指出,我们可能仍然会否认。

所以,下一次你给一位政治家投票的时候,你考虑买一条大设计师设计的牛仔裤的时候,或者你决定是否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问问自己光环效应是否在起作用。你评价某个人或某样产品的特性的时候,你是否真的是在评价他们本身?或者说,一些总体面貌有没有狭隘地被你的某些对于具体方面的评价所取代?这种简单的检查可以防止你给错误的人投票,浪费钱,或者拒绝一个忠诚的朋友。

又或者,即使你做了这种检查,你也不知道究竟会怎么样……

参考书目
Nisbett, R. E., & Wilson, T. D. (1977). The halo effect: Evidence for unconscious alteration of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4), 250-6.

(二)我们如何以及为何对自己撒谎:认知失调

1959年的一个经典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证明了我们如何以及为何对自己撒谎。对这个实验的理解很好地解释了我们内在动机的阴暗世界。

这个无比创新的实验是由Festinger和Carlsmith(1959)负责的。人们总是试图解释自己的思维和行为,而这个实验正是提供了对于这种自我解释的重要而深刻的理解。实验中充满了巧妙的骗术,所以对它最好的理解方法就是想象自己正身临其境。那么请坐好,放松,让我们回到过去。现在的时间是1959年,而你是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

作为你课程的一部分,你同意参加一项“表现衡量”的实验。你被告知这个实验需要两个小时。由于你原本每年就需要作为被试参加一定数量的实验,所以这次只是多了两个小时而已。

你并不知道,这个实验会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经典。在你看来似乎是实验者造成的意外事故实际上都是被小心控制的骗局的一部分。不过就目前来看,你是无辜的。

准备

进了实验室,他们告诉你实验是关于你的预期如何影响你在一个任务中的实际经历的。很显然,被试被分为两组。而在另外一组中,被试被告知了一个特殊的关于这次研究的预期结果。为了清楚地灌输这个预期结果,一个显然刚刚完成这项任务的学生正在给另一组被试作非正式的简要介绍。不过,在你的这组里,被试不会被告知预期结果。

你可能会纳闷为什么要告诉你所有这些东西。虽然如此,这样看起来似乎更加刺激,因为你现在知道了一些这个实验的背后过程。

于是你开始着手于第一个任务,不过很快又发现它无比地无聊。头半个小时里,你被要求将一些线轴放到一个箱子里。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你又被要求将一些钉子放在一块木板旁边。说实话,相比这个,你宁愿看着油漆变干。

在任务的结尾,实验员感谢你的参与,并告诉你很多其他被试发现这个任务非常有趣。这有点令人困惑——这个任务明明很无聊。管他呢,你就这么让它过去了。

实验的疏忽

然后那个实验者看上去有一点尴尬,他开始吞吞吐吐地解释说出现了一点小差错。他说他们需要你的帮助。在你之后的那个被试是属于在任务开始前就知道预期结果的那一组的。这个预期结果就是任务很有趣。不幸的是,通常负责告诉别人预期结果的那个人没来。

所以,他们问你是否愿意代劳。不但如此,他们还提出会为此付给你1美元。因为这是在1959年,而且你是个学生,所以对于这么一点小事这1美元的酬劳也不算完全微不足道。并且,他们告诉你将来可能还会用的到你。这钱听起来很容易赚,于是你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真不错——起初这个实验只是作为为了完成课程的一个部分,现在倒让你捡到了一点现钱。

你很快被介绍给了下一位被试,她将要去做你刚刚完成的那个任务。按照指示你告诉她,她将要做的任务非常有趣。突然间你因为给了她太高期望而感到一阵后悔。这时,实验者回来了。他再一次对你表示感谢,而且又一次告诉你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任务很有趣,也希望你同样这么认为。

然后你被引导进入另一间房间,在那里你接受了关于刚才那个实验的采访。其中一个问题问你,刚才那个任务是否有趣。这让你停顿了一下,并引发了你的思考。

现在这个任务看起来似乎没有刚才那么无聊了。你开始发觉即使是线轴和钉子的重复运动也蕴含了一种对称美。而且这一切都在科学的名义之下。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劳动,并且你希望实验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结果。

那个任务仍然不能被算是非常好玩,但是也许也没有那么糟糕。再回想一下,你发现它没有你最开始认为的那么无聊。你给它的评价是比较有趣。

实验结束后你和同样参加了实验的朋友聊天。比较了一下后你们发现除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外,你们两个的经历是完全一样的。她得到的赏金比你得到的多多了:20美元!这让你第一次开始怀疑其中是不是有一些“阴谋”。

你问她关于线轴和钉子的任务:

“哦,”她回答道,“真是无聊透了,我给了它最低的评价。”

“不。”你坚持反驳,“没有那么糟糕。事实上如果你仔细想想,它还是挺有意思的。”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你。

到底是怎么回事?

认知失调

你刚刚所体验到的是认知失调的力量。研究认知失调的社会心理学家对于我们如何处理两种矛盾的想法很感兴趣。

在上面这个实验中,一开始你认为任务很无聊,然后他们付给你钱,让你告诉另外一个人任务很有趣。但是,你不是那种随便撒谎的人。所以你如何解决作为一个诚实的人的真实看法和对下一个被试撒谎的矛盾?你得到的金钱很难安抚你自己的良心——那些钱挺不错,但是还不算那么有份量。

你的大脑决定认为这个研究实际上比较有趣,以此来解决这个难题。那个告诉你其他人都觉得任务很有趣的实验员帮你坚定了这个结论。

与此同时,你的朋友没有必要经历这些内心的矛盾。她只是对自己说:我为了撒这个谎得到了20美元。对于像我这样的学生来说这是一小笔财,足以为我撒的小谎提供足够的理由了。无论实验者告诉我什么,这个任务始终都是无聊的。

一个美丽的理论

在这个实验之后,人们又进行了大量关于认知失调的研究,并且有了可喜的成果。它的美丽在于它解释了我们每天生活中的许多行为。以下是Morton Hunt在他的著作《心理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Psychology”)中提到的几个例子。

  • 当你试图加入一个团体的时候,越是难以进入,你就越珍惜你的会员资格。为了解决(1)你为了加入他们而需要越过的障碍和(2)其实那只是一家普通的俱乐部之间的矛盾,我们说服自己,这家俱乐部实际上还是很棒的。

 

  • 为了支持自己的看法,人们对于同样的信息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当决定自己关于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免冲突,就故意忘记和自己的理论相矛盾的观点,而记住所有支持自己理论的观点。

 

  • 即使是在明显不道德的情况下,人们还是会迅速地将自己的价值体系调整到适合自己行为的标准上来。那些偷自己老板东西的人会声称“每个人都是这么干的”,于是他们如果不这么做就会显得落后。或者他们会说“我的报酬太低了,所以我理应在其他方面得到一点额外补偿。”

只要你去思考,人们通过为自己的过失找借口来解决认知失调的情形还有好多好多。如果你对自己是诚实的,我敢肯定你可以想起很多你自己这么做的情形。我知道我可以想起好几次。

意识到这点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犯下认知失调的一种后果最为危险的过错:相信自己的谎言。

参考书目

Festinger, L., & Carlsmith, J. (1959).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58, 203-10.

(三)Robbers Cave实验中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实力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Sherif经典的Robbers Cave实验的典型复述突出了团体之间偏见的消除。但是最近对其的解释提出了一个揭露实力的恶化影响的更加阴暗的结论。

作为对偏见和冲突的经典研究,Robbers Cave实验至少有一个隐藏的故事。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在采纳了某一种复述之后,那个著名的故事便在实验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得到流传。在故事被不断重复之后,人们没过多久就将其视为事实,却忘记了这只是对于那个事件的一种说法,只是对于复杂的一系列研究的一种理解。当学者们追溯回Robbers Cave实验的时候出现了另一个故事,它给了我们对于这个发现的全新见解。

不过,我们还是首先来看我们更加熟悉的那个故事……

冲突和偏见

在这个实验中,21位11岁的小男孩被带到了奥克拉荷马州的Robbers Cave州立公园去参加一个夏令营。他们不知道其实自己是一个实验的被试。在这个旅行之前孩子们被随机分为两组。正是这两个小组构成了Sherif研究两组人之间如何产生偏见和冲突的基础(Sherif et al. 1961)。

当孩子们到达的时候,他们住进了单独的小屋里。而且在第一个星期中,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组人的存在。在游泳和徒步旅行中他们相互熟悉。两个组都给自己选了名字,并将名字印在自己的衬衫和旗子上:一组叫做老鹰队,另一组叫做响尾蛇队。

相互咒骂

现在两个组已经建立起来了,实验进入了第二阶段。两组人第一次发现了对方,并且不久后组与组之间的冲突迹象以语言上的侮辱这种形式出现了。

可是相互咒骂还不够。实验者希望大大加剧冲突的程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让两组人在一系列的竞赛中相互竞争。这渐渐加重了两组人之间的敌意,特别是两个组的所有得分被加在一起,而响尾蛇队最后得到了总分第一的奖杯。他们没有让老鹰队忘记这次失败。

响尾蛇队在球场上插上自己的旗子,将其据为己有。随后两组人开始相互咒骂,还唱着侮辱对方的歌曲。不久后,两组人就拒绝在同一个房间里吃饭了。

重归旧好

两组人之间的冲突被成功激化之后,实验现在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实验者可以让两组人和好吗?首先,他们尝试组织了一些两个组一起参与的活动,例如看一场电影和放鞭炮,不过没有一样管用。

实验者然后尝试了一个新的办法。他们把孩子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并给了他们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中,孩子们被告知一些破坏者蓄意袭击了他们的供水系统。在两组人成功合力扫除一个龙头旁的障碍后,第一粒和平的种子被播下了。

在第二个问题中,两组人需要一起凑钱去看一场电影。他们选定了一部大家都愿意看的电影。在那天晚上,两个组的成员又一次聚在一起吃饭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孩子们又“意外地”遭遇了更多的问题。关键的一点在于他们都拥有了更高一级的目标:两个组里的孩子们一起合作完成牵涉到他们共同利益的事情。最终,所有的孩子决定坐同一辆大巴回家。他们终于和解了。

Sherif从这项研究以及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其他类似研究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认为各个团体自然地发展形成自己的文化、人员身份结构和界限范围。我们可以把这两组孩子想成是微观世界中的两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政府、法制系统,并且他们划定界限,以此将自己和邻国区分开来。无论是在这两组孩子间还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是从这些内部结构中产生了冲突的根源。

Sherif的研究如此出名的一个原因在于,它说明了不同团体间如何才能得到和解,和平之树如何才能繁茂。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对更高一级的、延伸到团体的界线以外的目标的聚焦。似乎这也就是使响尾蛇队和老鹰队和好的原因。

另外的故事

总是被人们遗忘的是,这个实验并不是这种类型中的第一个,而是Sherif和同事们完成的一系列实验中的第三个。之前两个实验的结局就没有这么圆满了。在第一个实验中,孩子们团结起来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而在第二个实验中,他们又联手对付实验者。这又该如何改变我们对于原本的Robbers Cave实验的看法呢?

Michael Billig认为从这三项研究来看,Sherif的工作中涉及到的不只是两个组,而是三个。实验者本身同样也是系统中的一部分(Billig, 1976)。实际上,如果加上实验者,很显然他们是最为强大的一组人。两组孩子间的很多冲突都是实验者们精心安排的。实验者们有制造两组孩子间争端的强烈愿望。实验如果失败,正是他们的损失最大,而如果实验成功,也正是他们的收获最多。

实力关系

这三个实验中一个有“圆满”的结局,而另外两个并不那么圆满。它们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强大的团体试图操纵两个弱小团体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有时候他们可以公平竞争(实验三),有时他们会联合抵抗共同的敌人(实验一),而有时他们又会联手对付更强大的那个团体(实验二)。

心理学家Frances Cherry觉得是第二个实验让这种分析显得可信。当开始反抗实验者的时候,孩子们显示出他们明白了自己是如何被操纵的(Cherry, 1995)。虽然Robbers Cave实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次“成功的”研究,和其他两次实验相比它显得更为实际。可是Cherry认为,在现实中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团体之间实力不均。

弱小的团体可能会反抗

团体之间不均等的实力从本质上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动态力量。无论是国家、公司,还是家庭,如果一方的实力更为强大,那么突然间就有机会产生精心安排的竞争与合作,更不用说还有可能出现的操纵了。不过,操纵其他的团体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弱小的团体并不总是按照给他们制定好的规矩做事。如果这不算是Robbers Cave实验以及之前两个实验留给我们的一个持久的信息,那么它或许是一则更为微妙的信息。

参考书目

Billig, M. (1976). Social psycholog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Publish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by Academic Press London.

Cherry, F. (1995). Lost in translation. In F. Cherry, The “stubborn particulars” of social psychology: Essays on the research process. London: Routledge

Sherif, M., Harvey, O. J., White, B. J., Hood, W. R., & Sherif, C. W. (1961). Intergroup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Book Exchange.

(四)我们阴暗的内心:斯坦福监狱实验

最卑劣的行为就像有毒的杂草一样繁茂地生长在监狱的空气里”——Oscar Wilde

最好的心理学实验总是问着关于人性的永恒的问题,例如,是什么让一个人变得邪恶?一个好人也可以犯下恶行吗?如果可以,是什么让人们越过那条界线?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当它被跨过之后就会释放出邪恶?又或者是人们所处的处境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本文中这个被提名为最杰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实验是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它有力地论证了处境的作用(Zimbardo, 1971)。不仅如此,而且这个实验还为一本小说、两部电影、无数电视节目,甚至一个乐队提供了灵感,就连法律都为此做出了修改。这些我们过会儿再说,先来看看这个实验。

囚犯和狱警

实验的思路很简单:看看被挑选出来的最健康、最“正常”的普通人如何应对自己正常身份的彻底改变。被试中一半作为狱警,另一半作为囚犯。在本次实验中没有折衷办法,因为为了使实验有好的效果,必须真实地模拟现实生活中囚犯和狱警的经历。这些被试要迎接生命中的全新体验。

“囚犯”们像平时一样一大早出门的时候被哀号着警报的警车“逮捕”。然后他们被采集指纹、蒙上眼、关进监狱。接着被剥光衣服、搜身、去虱子、理发、拿到囚服、得到一个号码,并在一只脚上拴上链子。

另外的被试变成了身穿警服、手持木棍的狱警。斯坦福大学一幢建筑的地下室被伪装成了一座监狱。

于是,实验开始了。

反抗被镇压

一开始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到了第二天,“囚犯”们对于被监禁做出了反抗。狱警们迅速而残忍地采取了报复。他们把囚犯全身扒光,搬走了囚犯的床,把这次反抗的头目拉去关了禁闭,并且开始骚扰“囚犯”。

不久之后“囚犯”们开始无条件地服从狱警。经过了仅仅几天逼真的角色扮演之后,被试报告说他们之前的身份似乎已经完全被抹去了。他们成为了自己在监狱中的号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狱警”们的身上,他们辱骂并且虐待自己的囚犯。

实验者也被卷入了自己的实验

甚至连首席研究人员Philip Zimbardo也承认自己沉浸在了“监狱主管”的角色中。事实上,Zimbardo相信这次实验最为有效的结果就是他自己被转化为一个讲究制度的人物形象——更注重监狱的安全,而不是被试的福利。

实验组的其他成员也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新角色中。Craig Haney和Zimbardo一样,他解释说自己完全忙于对付管理“监狱”时每天所遇到的危机,而忘记了他们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角色扮演

直到他的一位同事干预了之后实验才终于被停止。实验预计要进行14天,不过总共只持续了6天。之前是和平主义者的年轻人在作为狱警的过程中侮辱并且在身体上攻击“囚犯”,甚至有报道说个别人很享受这个过程。与此同时,“囚犯”们很快显示出典型的情绪崩溃的征兆。其中五人甚至在实验提前结束之前就不得不离开“监狱”。

对于被试行为的心理学解释是,他们承担了自己被指派的社会角色。这其中包括了接受与这些角色相关的隐含的社会标准:狱警应该变得独裁,应该虐待囚犯,而囚犯则需要卑屈地忍受给自己的惩罚。

这个实验不可避免地引来了违背道德,包括样本过小、缺乏生态有效性等方面的批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难以否认,这个实验提供了对于人类行为的重要的洞察。或许它可以帮助解释像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位于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被曝光的许多虐囚照片正是描述了在这里发生的暴行,译者注)中这种情境下发生的虐待。

Rikers Island拘留所

这个实验能够反映出现实情况下监狱里的情形吗?很有可能。在撰写《走进Rikers:世界上最大的拘留所的故事(Inside Rikers: Stories from the World’s Largest Penal Colony)》时,Jennifer Wynn采访了纽约最大的拘留所Rikers Island的狱警。一位警长解释说狱警很容易习惯于对被收容者的施暴程度——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很快就对此免疫了。有些人无法理解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在其中一个叫做“中央刑法隔离单元”的单元里,对囚犯施与的暴力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在1995年,将近有12位狱警因为攻击囚犯被正式起诉。最终囚犯们获得了160万美元的赔偿。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流行文化和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项研究如今已是如此出名,它甚至进入了我们的流行文化当中。它启发了一本小说——Mario Giordano的《Das Experiment》,之后该小说又被拍成了电影。而且《非常嫌疑犯(The Usual Suspect)》作者的一部新片已经预计要开拍。该实验还在无数的电视节目中被报道和重现,最著名的是由BBC拍摄的。

不仅如此,它甚至还给一个乐队的名字带来了灵感。“斯坦福监狱实验”乐队在1994年发行了自己的同名专辑,一年后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The Gato Hunch》。还有什么其他的心理学实验可以说有一个乐队的名字就是根据自己起的呢?

参考书目

Zimbardo, P. G. (1972).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a Simulation Study of the Psychology of Imprisonment. Philip G. Zimbardo, Inc.

(五)Stanley Milgram:服从权威还是墨守陈规?

有什么心理学实验可以如此有影响力,以至于只要参加了这个实验就可以改变你对于自己和人性的看法?什么实验过程可以促发人们大量地出汗和颤抖,使得10%的人极度难过,同时让其他人陷入歇斯底里的狂笑?什么发现可以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它招致了很多心理学家的疯狂反驳?欢迎来到十大心理学研究的第六个提名,正如你所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可是先不要争论,因为这个研究引来了大量的批评,有些人说它的断言过于浮夸。

解释人类的残酷

Stanley Milgram的著名实验是为了测试对于权威的服从而设计的(Milgram, 1963)。Milgram想知道,当被一个权威人物命令去伤害他人的时候,一个人究竟会残酷到什么地步。很多人在二战的恐怖之后想要知道(不是第一次想知道),人们如何会被激发,去对同类犯下如此残酷的罪行。不仅是那些武装部队,就连普通人都被强迫去实施最为残酷可怕的暴行。

但是Milgram没有去调查战争中的极端情况,他希望看看在实验室相对“正常”的环境下人们会有什么反应。当被要求给另一个人实施电击的时候人们会有什么表现?人们会无视自己的忧虑而遵从命令到什么样的程度?

被试所处的实验情境最初比较简单。被试被告知他们参与了一个学习实验,他们执行电击,并且需要持续到实验的最后。他们是“老师”,而另外一个人是“学习者”。他们坐在一个机器前,上面有标着逐渐增大的电压值的刻度盘。这就是“电击器”。上排的第三个电闸贴着“危险:强电击”的标签,之前两个电闸只是标着“XXX”。

在实验过程中,每当“学习者”犯下一个错误的时候,被试就被命令执行不断增强的电击。当然学习者不断地犯错,于是老师(可怜的被试)必须持续给与学习者越来越强的电击,并且听到惨叫,直至最终学习者安静下来。

被试实际上并没有释放电击,实验中的学习者只是一个按照预演演戏的演员。学习者看不到被试,所以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假设来装出被试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程度。然而,他们几乎可以肯定,到了实验最后,电击会变得极度痛苦,而学习者很可能会不省人事。当被试推诿,不愿实施电击的时候,以身着白色实验服的权威形象出现的实验者会命令他们继续。

结果

在我阐明实验结果前,试图去想象一下你自己是实验的被试。为了一个记忆性的学习,你究竟会给另一个人实施多强的电击(至少你认为那是电击)?当你执行了标有“危险:强电击”的电击,使得学习者安静下来之后,你会怎么想?说实话,你会残酷到什么程度?

无论你认为自己会残酷到什么程度,你很可能都低估了自己,因为大多数人都低估了自己的残酷。就如同这个实验本身一样,实验结果如同触电一般有冲击力。Milgram的研究发现人们比你想象中更加愿意服从。63%的被试一直持续到实验的最后——即使在学习者痛苦地尖叫,对他求饶,直到最终不省人事的情况下,被试还是执行了所有强度的电击。这些可不是特别挑选出来的虐待狂,他们都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志愿参加这次研究。

这些结果应该如何解释?

在当时Milgram的研究成为了大新闻。Milgram用了情境的力量来解释实验结果。这个社会心理学实验完美地用事实说明了社会情境可以给人类行为带来的影响程度。

这个实验开创了一个全世界实验室对此进行后续研究的小型产业。这些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略有细微差别的情境中和不同的性别中(最初的实验被试均为男性)都成立吗?答案是:即使改变很多不同的实验变量,人们还是非常服从。其中一个例外是澳大利亚女性明显不太愿意服从。从中不难了解如果换作是你会怎么样。

存在本质缺陷?

现在再回头想一想。显然,这个实验依赖于情境去影响人们的行为,但是这个情境究竟有多么真实?如果是你,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你会明白那不是真的,你不是真的在给某人施以电刑,在大学研究中将某人电到不省人事当然是不被允许的。

而且,人们会找到大量的非语言线索。那个演员究竟需要演得多好才能防止被看穿自己是个演员?即使明知并不是真的,人们还是很善于假装配合。越是了解人类心理学,我们就越了解无意识过程的力量,无论是情感无意识还是感知无意识。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假设在无意识层面上人们并不完全相信这个实验是真的,那么还有另一种解释是可行的。也许Milgram的研究事实上证明了墨守陈规的力量。我们都会受到一种拉力,它让我们想要讨好实验者,融入情境中,做别人期待我们去做的事情。虽然这也是对于这个杰出实验的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解,但是它并不是Milgram当初想要的结果。

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个实验想要证明的结果, Milgram的研究毫无疑问是心理学中最有影响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之一。由于现代伦理标准,这同时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被重复的实验(除虚拟实境之外)。当然在我第一次听说它的时候,我对于人性的看法被无法撤回地改变了。现在,用批判的眼光来看,我不再如此肯定。

轮到你了:请给出评论

如果你愿意对这个实验发表自己的看法,请在下面留下你的评论。无论是对于Milgram研究的强烈支持还是严肃批评我都很感兴趣。正如心理学家告诉他们被试的那样:没有错误的答案。

参考书目

Milgram, S.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4), 371-378. [Abstract | PDF 453K]

(六)为什么我们作为直觉型心理学家都显得如此糟糕:虚假同感偏差

很多人非常自然地认为自己是很好的“直觉型心理学家”,觉得预测别人的看法和行为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人都有靠先前自我和他人的经历积累起来的无数信息,这就意味着我们必然拥有很强的洞察力了吗?

运气没这么好。

在现实中,人们在估计他人行为及其原因的时候总是显示出很多可以预见的偏见。而这些偏见正好证明了我们多么需要心理学实验,以及为什么我们不能依赖于自己的直觉去推测别人的行为。

其中的一种偏见叫做虚假同感偏差(the false consensus bias)。在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Lee Ross特意用两项简单有效的研究证明了虚假同感偏差是如何运作的(Ross, Greene & House, 1977)。

虚假同感

在第一项研究中,被试被要求阅读关于一起冲突的资料,并得知有两种对此冲突做出回应的方式。被试需要做以下三件事情:

  • 猜测其他人会选择哪种方式;

 

  • 说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 分别描述选择这两种回应方式的人的特征属性。

实验结果显示,无论被试选择了两种回应方式中的哪一种,更多的人认为别人会做出和自己同样的选择。这展现了被Ross和同事们称为“虚假同感”的偏见——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别人和自己想的一样,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当被试在描述和自己持不同意见者的特征属性时又揭示了另一种偏见。和与自己有相同选择的人相比,人们对于和自己有不同选择的人的人格做出了更为极端的预测。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人们倾向于假设那些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有点不正常!这似乎看上去像一个笑话,但这是人们表露出来的确实存在于现实中的偏见。

Joe’s饭店吃饭

虽然第一项研究非常符合理论,但是我们怎么能确定人们真的会言行一致呢?毕竟,心理学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人们的看法和他们的行为之间的联系甚为细微。

因此,在第二项研究中,Ross和他的同事们放弃了假想的情境和纸笔的测试,而选择了巨大的挂在身上的广告牌。

这次来了一批新的被试,他们都是大学生。实验者问他们是否愿意挂上写着“来Joe’s饭店吃饭”的广告牌在校园里闲逛30分钟。(不告诉被试Joe’s饭店食物的质量如何,以及他们看上去有多傻。)

被试被告知他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以此作为这样做的唯一动机。不过如果不愿意,他们完全可以拒绝这样做。

这项实验的结果证实了之前的研究。在那些同意挂广告牌的人中,62%认为其他人也会同意这么做。在那些拒绝这么做的人中,只有33%的人认为别人会同意挂广告牌。

和上次一样,人们对于和自己意见不合者的人格再次做出了更为极端的预测。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会是怎么想的。那些同意挂广告牌的人可能会说:

“那些拒绝的人是怎么回事?我看他们肯定很害怕看上去像一个傻子。”

而那些拒绝挂广告牌的人会说:

“那些同意挂广告牌的只知道卖弄的到底是些什么人?我知道那样的人——他们真古怪。”

我们是蹩脚的直觉型心理学家

这项研究很吸引人,不仅因为它揭示了我们在考虑别人行为时的一种偏见,而且它证明了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

每个心理学家在某个时候都曾在用以下两种论据解释一项研究的发现时显得心烦:

1. 我本有机会告诉你这些——这太明显了(所以我都没必要告诉你)!
2. 不,以我的经历来看这不对——人们的行为并不是那样的。

像这项社会心理学实验证明的那样,人们是蹩脚的直觉型心理学家。少数的几个例外之一是当答案十分、十分明显的时候,例如问别人是否应该去谋杀。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们观点一致的问题不如我们意见不一的问题来的有趣。

人们还可能假设和自己有不同看法的人相对于自己来说有更加极端的人格。这是因为,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对自己说,所有思维正常的人当然都和我想的一样。

可是,很显然不是这样。虽然知道我们不了解别人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而这就是我们需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参考书目

Ross, L., Greene, D., & House, P. (1977). The false consensus phenomenon: An attributional bias in self-perception and social perception proces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3(3), 279-301.

(七)为什么群体和偏见能如此容易地形成:社会认同理论

这项经典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证明了人们只需要一点点借口就可以形成群体,并开始歧视不属于这个群体的其他人。

人们在群体中的行为总是引人入胜而又时常令人烦恼。一旦人们组成了群体,我们就开始做出奇怪的事情:模仿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行为,偏袒自己群体中的成员,寻找一位可以顶礼膜拜,并抗击其他群体的领袖。只要去看看Sherif做的Robbers Cave实验就能够发现,要挑起不同群体间的冲突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

但是看看你属于的不同类型的群体,你就会看到它们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有一些群体更像是属于同一作战部队的士兵,他们从小就互相熟识。这种关系持续时间长久、紧密,成员之间相互保护对方。或许属于这种群体中的人们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行为,并在很多方面袒护同胞就显得并不足为奇。

不过,其他的一些群体则远没有这么紧密。比如说,一家体育俱乐部的支持者,或者只在几个月内一起研究同一课题的同事,甚至是在一间画廊鉴赏同一幅画作的一群人。

在任何能引起人注意的范围内,我们似乎都不可能认为共同站在同一幅画前仅仅30秒钟的人形成了一个群体。这种关系难道不显得太过于稍纵即逝了吗?这正好就是社会心理学家Henry Tajfel和他的同事们要来回答的问题。

他们相信,一个群体和随之形成的偏见有可能形成于很短的时间内。实际上,他们认为即使在成员之间没有面对面的交流,相互之间互不认识,而且他们的“群体”行为没有实际影响力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形成群体。换句话说,他们从这个徒有形式的群体那里完全无法获得任何得失。

形成一个群体概念最为淡薄的群体

Tajfel和同事们想出了一个证明他们想法的简单有效的方案。一些14、15岁的男孩作为被试被带进实验室,并且看了Klee和Kandinsky两人画作的幻灯片。他们被告知,实验者会根据他们对于这些画的偏好将他们分为两组。

当然,这是一个为了在他们心中产生“我们”和“他们”的概念的谎言。实验者希望这两组孩子对于谁和自己同组,组别意味着什么,或者他们有什么得失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任何概念。

在安排完之后,孩子们一个一个被单独带入一间小隔间。然后每人被要求将虚拟货币分发给两个组中的其他成员。他们知道的信息只有那些男孩是属于哪个组的,以及属于那个人的一个代码。

为了弄清楚在自己这组和对方的那组之间这些孩子更偏向于哪一方,实验者设计了一系列的规则。在其他的一些试验中规则被稍作改动,以便于验证一些其他理论。这些孩子在分发虚拟货币时是否:

  • 公平?

 

  • 为了获得最大的共有利益?

 

  • 为了获得最大的本组利益?

 

  • 为了获得两组间最大的差距?

 

  • 有所偏袒?这包含了最大本组利益和最大两组间差距的结合。

令人吃惊的发现

根据孩子们分发虚拟货币的情况来看,被试确实证明了群体成员间典型的行为界限:相对于其他组的成员,他们更偏向于自己组的同伴。在其他很多试验中,这种格局持续地得到发展,而且在其他的实验中得到了复制。如果你能相信的话,在这些实验中,群体概念甚至更加淡薄。

在我第一次看到这项实验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它太令人吃惊了。要知道,那些孩子完全不知道谁“和自己”在同一组中,以及谁在另一组中。但是,关于这项实验最为令人费解的一点在于这些孩子从偏袒自己这组中完全无法得到任何好处——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东西左右他们的决定。

在现实世界中有一个很好的偏袒自己的群体的理由——一般来说这对你自己也是有利的。你通过保护像你一样的其他人来保护自己。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不过,Tajfel认为,有一些东西左右了男孩们的决定。那是一种非常微妙而又无比深刻的东西。

Tajfel相信人们的身份是建立在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之上的。举例说,想想你自己属于什么群体:比如在工作上,或是在家庭中。你自己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这些群体来定义的。换言之:你所属群体的性质决定了你的身份。

鉴于这种说法,我们希望成为地位高、形象良好的群体中的一员就再正常不过了。不过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地位的高低是在比较中才能看得出来的。也就是说:知道自己所属的群体高人一等就需要有另外一组可以让我们俯视的群体的存在。

那么,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实验中的那些男孩确实有理由在分配虚拟货币的时候变得自私。这完全是通过让自己的这组看上去更优秀,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份。

批评

没有任何实验可以,或者应该停留在其表面价值上。我们必须问,它是否真的证实了作者声称它所证实的理论。这项实验和对其的解释时常遭致两种批评。

1. 被试的行为可以通过经济上的利己主义来解释。但是:在另一个试验中,“虚拟”货币被换成了符号,结果仍然相同。
2. 被试只是用他们认为实验者希望他们给出的回应方式来做出回应(心理学家将其称为“需要特征”)。但是:Tajfel认为被试并不知道实验者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回想一下,分发虚拟货币的规则时常变化。而且,实验者鼓励被试认为选择自己喜欢哪位画家的作品(“第一部分”实验)和分配虚拟货币(“第二部分”实验)之间没有联系。

尽管有这些批评,Tajfel和同事们的发现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这个实验以及类似的实验在改变了实验变量之后被重复了很多遍,实验结果几乎不变。

群体成员的向心性

社会认同理论说明,我们的身份是由我们所属的群体塑造的。其结果就是我们有目的地改善自己的群体和其他群体相对的形象和地位。

Tajfel和同事们的实验表明我们所从属的群体对于自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激励的情况下还是会加入持续时间最为短暂的群体。然后我们会自发地让自己所属的群体看上去比其他群体更优秀。

我们所属的群体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经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如此轻易地加入不同的群体,这些都是关于人性微妙而又深刻的观察。

参考书目

Tajfel, H., Billig, M. G., Bundy, R. P., & Flament, C. (1971).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 149-178.

(八)如何避免失败的讨价还价:不要给别人威胁

一项获奖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揭露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时常有效地和别人讨价还价。这个简单而令人迷惑的实验调查了讨价还价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的作用:威胁和交流。

讨价还价是我们经常进行的一项活动,尽管我们自己可能意识不到。它不仅仅发生在证券交易所,你要求老板给自己加薪的时候,或是在市场上。它发生在每一次我们试图和别人达成一项协议的场合中。这项协议可以简单到和朋友选择去哪家饭店吃饭,或者决定看哪个电视频道。而反之当其规模很大的时候,讨价还价可以影响国家的命运。

无论规模大小,讨价还价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对讨价还价的心理过程的理解能够给我们的每日生活带来巨大的利益。在一项经典的、曾经获奖的一系列研究中,Morgan Deutsch和Robert Krauss调查了讨价还价中的两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如何和对方交流,以及我们如何运用威胁(Deutsch & Krauss, 1962)。

要研究这些,他们利用了一个迫使两个人相互讨价还价的游戏。虽然Deutsch和Krauss用到了九种不同的情境,一旦你理解了基本的游戏,所有的情境就只有微小的区别。

那么,试图想象你自己是20世纪50年代Bell Telephone实验室的一位行政工作人员。你被要求参加一项心理学研究。每一项心理学研究都有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了两家卡车运货公司间的事情……

实验1:卡车运货

在实验正式开始前,研究人员向你解释说你将要和另一位被试玩一种游戏。在游戏中你需要经营一个卡车运货公司。游戏的目标和现实生活中一样: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

像现实中的客车运货公司一样,你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尽可能多的货物运达目的地。但是在这个游戏中你只有一个起点,一个终点和一位竞争对手。看上去这是一个颇为简单的游戏。

下面是游戏的难处。

你卡车运货路线的地图给了你一个两难的抉择。你所拥有的是“Acme”卡车运货公司,而你的对手运营的是“Bolt”公司。你们两人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看看下面的图片。

正如你所见,你前往目的地的路线有两条:一条短,一条长。记住,时间就是金钱,所以你到达目的地所需的时间越长,你的利润就越少。而利润正是游戏的目标。不幸的是,较短的路线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它是单行道。在同一时间你们两人中只有一个可以穿过那条路到达目的地。

看起来你需要和你那位陌生的对手达成某种协议来共享这条单行道,这样你们两人才都能赚钱。不过,你将如何做到这一点则是另一个谜,因为在实验过程中你们两人没有交流的机会。你会坐在一个小隔间里,在那里你只能看到一个表示你的“卡车”的控制箱,以及实验者。

产生威胁的大门

你得到了一种和你的对手交流的方法,尽管只是一种间接交流。你们每人控制单行道上靠近自己这一端的一扇大门。不过,这扇大门只能在你的卡车上了主干道之后才能被关上。这将是你拥有的威胁。而实验者又“火上浇油”地说你只需管自己多赚钱,而无需顾忌另一个人的利润。

听你的口令,预备,合作!

一旦你们开始实验,不久后你就发现自己根本赚不了什么钱。在20次试验的第一次中,你和你的对手都关闭自己的大门,迫使两方的卡车都绕道而行。这条路比单行道远50%,这就意味着你在路途上总体是亏损的。在第二次试验中,双方的卡车在单行道上迎头相遇。你们都必须掉头,损失了时间和金钱。

剩下的几次试验也没好到哪里去。你偶尔可以在路途中赚点小钱,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亏损告终。你把大量时间花费在更远的路线上,或者是从单行道掉头回来的路上,而不是在主干道上高兴地边前进边赚钱。

在实验的最后,研究人员公布了你所赚的利润:零蛋。事实上你反而严重亏损。或许卡车运货公司并不是这么容易经营的。

不同类型威胁的比较

后来,你发现自己处在三种不同的实验情境中的一种之中。其他两种情境与你经历的这种的唯一区别在于,在其中一种情境中两方都没有大门,而在另一种情境中只有一扇大门由一位被试控制。

在我告诉你另外两种情境的实验结果之前,试图猜测一下。你所参与的一种情境中含有双方威胁——你们两人都可以威胁到对方。一种情境中有单方威胁——只有一方可以威胁到对方。而在最后一种情境中没有任何威胁。不同情境下利润从多到少的顺序是什么呢?

最后发现,在将双方得分加起来的时候,你所处的有双方威胁的情境赢得了最少的利润,排在第二的是单方威胁情境,而利润最丰厚的是无威胁情境。

这是第一个颇为古怪的结果。虽然在单方威胁情境中拥有威胁,即大门控制权的那个人的利润高于没有大门控制权的那个人,但是他们在个人和总体上仍然好过于双方都有威胁的情况。这个实验说明拥有威胁导致了更糟糕的结果,单方威胁要优于双方威胁。

实验2:交流的界线

但是不是一点点交流就大有帮助呢?你之前在实验中不允许和另一位被试说话,所以你的卡车需要代替你说话。讨价还价就是要通过协商来达成一个折中方案——难道,交流不是显然会有所帮助吗?

为了验证交流的作用,Deutsch和Krauss(1962)又组织了第二个实验。它和第一个实验除了被试可以通过耳机相互通话外其他方面都完全一样。

下面是第二个古怪的结果:允许双方交流并没有使实验结果发生显著变化。实验者发现双方说话并不影响他们赚钱的多少。换句话说,那些相互交流的被试并没有设法达成更好的共识。

和实验者一样,对于这个结果我感到很惊讶。允许人们交流难道不能帮助他们找到一个让双方赚钱的方法吗?可这完全不是实验中发生的结果。相反,似乎人们的争强好胜比他们交流的动机更强烈。从另一方面来说,或许实验情境中某种特有的因素阻止了人们交谈?

第二项研究中的被试报告说,他们难以开口和完全是陌生人的对方说话。其结果就是他们明显不如平时那么健谈。是否可能是情境约束导致了沟通障碍,因此使双方很少有交涉呢?

实验3:被迫交流

Deutsch和Krauss决定在第三个实验里验证被迫交流的作用。实验过程又是和之前一样,但是现在20组被试被要求必须说些什么。如果他们中的一组不交谈,那么实验者会友好地提醒他们说些话。他们可以谈论任何东西,只要说话就行。

结果终于显示交流取得了一些成功。单方威胁情境组的表现和无威胁情境组的表现接近(记住,无威胁情境组表现最好)。和没有交流时相比,被迫交流对于无威胁情境无明显影响。而且它也没有有效地改进双方威胁组的情况。似乎人们在双方均有威胁的时候仍然过于争强好胜,以至于很难避免双方的亏损。

威胁导致怨恨

关于这项研究最为令人意外的是,在双方威胁情境中被试的表现相当糟糕。在这个实验中,即使是被迫交流也不能克服人们的好胜之心。Deutsch和Krauss对此给出了一条有趣的解释。

试图想象一下你的邻居友好地请你在他们出去度假的时候给他们的植物浇水,看上去同意他们是不错的选择。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让你给他们的植物浇水,否则他们就在外出度假的时候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这立刻就让你感到生气。你突然开始痛恨他们了。在没有被威胁的情况下做出让步在别人看来是乐于助人的。然而,强迫似乎会让自己遭到别人的拒绝。

考虑受限因素

在我们从这些研究中得出总体结论前,我们应该认识到这项研究的特殊情况。Deutsch和Krauss的实验中,讨价还价发生在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回想一下,被试在协商上花的时间越长,他们赚的钱就越少。而在现实生活中,时间并不总是最重要的因素。

这个游戏也有一个相对来说较为简单的解决方案:如果被试共享单行道他们就能赚到最多的利润。在现实中,解决方案很少有这么明确的。最后,我们的被试并不是专业的谈判专家。他们是没有受过特殊培训的行政和监管人员。

对现实生活的启示

尽管有以上这些问题存在,这个卡车运货游戏还是拥有被博弈理论家称为“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的优点。换言之,如果你赢了,并不自动代表另一方输了。当你合计最后结果的时候(有时你可以在金融上这样做),它们并不是刚好正负抵消为零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处于这种性质的情景中。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合作都可以为双方获得更多的利润。

因此,这个客车运货游戏对于现实生活有明显的启示:

  • 从总体上来看,合作关系相比竞争关系很可能更加有益。在你不以为然之前,记住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的。Deutsch和Krauss的实验清楚地证明了竞争关系造成的摩擦,就像那些资本主义导致的不和一样。我不是说资本主义不好,我只是说竞争不总是好的。这个简单的事实经常被忘记。

 

  • 人们能够交流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去交流——即使交流对他们是有益的。

 

  • 即使在双方拥有交流方式的情况下,强迫他们交流还是会促进双方得到有利的结果。

 

  • 在竞争关系中,交流应该以增加合作为目的。其他方法可能只会火上浇油。

 

  • 威胁是危险的,不仅仅是对他人来说,对自己也同样如此。

在下一次和同伴讨论晚上出去到哪里吃饭的时候,在你将要向一个挡住了单行道的司机大吼之前,甚至是在涉及拥有核打击能力的敌对派系的高层政治会谈中,请记住以上这些道理。它可以为你和另一方节省许多麻烦。

参考书目

Deutsch, M., & Krauss, R. M. (1962). Studies of Interpersonal Bargaining.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 52-76.

(九)为什么我们不去帮助他人:旁观者冷漠

在最杰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下一个提名中,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因为现在我左右为难。一方面,这项研究受到了1964年广为流传的Kitty Genovese谋杀案的启发,几乎出现在所有的教科书上,并被认为是十分重要和有学术影响力的。而在另一方面,我并不确定它到底有多大的原创性。所以我要先向大家解释这项研究,然后请你们投票决定它到底是否应该被包括在十大社会心理学研究之内。好好利用你们的批判能力!

这项研究调查了“旁观者效应”。这是心理学中一项惊人的发现。它显示别人的存在可以抑制我们在紧急情况下帮助别人的行为。John Darley和Bibb Latane在1964年Kitty Genovese被谋杀之后受到了启发,开始研究紧急情况下帮助别人的行为。

关于这项谋杀的新闻报道声称,38个人听到或看见了那次持续了一小时之久的袭击,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然而,后续报道显示目击者的数目远没有那么多。而且,只有很少,甚至没有人目击了整个袭击过程。

癫痫发作

无论这次事件的情形如何,这项研究的细节是众所周知的。被试们以参加一个关于“个人问题”的讨论为借口受邀来到了实验室(Darley & Latane, 1968)。被试和一些陌生人聊天,每次试验中陌生人的个数从1个到4个不等。

由于讨论话题的敏感性,被试被告知讨论将通过对讲机进行。实际上这是一个策略,以保证被试无法看到和自己谈话的人。

在讨论中,一组里的一个成员会突然表现出癫痫发作的症状。以下是他讲话的台词。

“我-呃-嗯-我觉得我-我需要-呃-如-如果可以-呃-呃-谁-呃-呃-呃-呃-呃-呃-呃-给我一点-呃-给我一点帮助,因为-呃-我-呃-我现在有-呃-呃-有一-一-一个严重的问题-呃-我-呃-如果谁可以救救我,那就-那就-呃-呃-太好了……因为-呃-呃-啊-因为我-呃-我呃-啊-我出了点-一点-呃-呃-问题,而-而-而且如果有谁-呃-能给我一点帮-帮助的话我的情况会-呃-得到好转-呃-呃-呃-呃-呃-有没有人-呃-呃-救-呃-啊-啊-啊(说不出话)。……我要死-呃-呃-我……要死-呃-救-呃-呃-癫痫发作-呃-[窒息,安静]。”

然后,实验者测量被试需要多长时间才去帮助那个人。他们明显发现一组中的成员越多,被试对于这个紧急情况的反应速度就越慢。似乎其他人的存在抑制了人们帮助他人的行为。

你不在意吗?

有些被试在紧急情况下没有任何干涉的举措。到底发生了什么呢?Darley和Latane(1968)描述说,那些无动于衷的人并不是不关心那个癫痫发作的人。相反地,和那些报告了这则紧急事件的人相比,他们显得觉醒程度更高。很多人流汗,手发抖,而且看上去明显感到不安。

那些没有给与受害者帮助的被试似乎陷入了一个困境——无论在两个选择中选哪一个都会导致糟糕的结果,这使得他们的行为受到了禁锢。他们一方面因为没有帮助那个人而觉得羞愧和内疚,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尴尬,或者破坏这个实验。他们之前被告知这项实验需要建立在谈话者相互保持匿名的基础之上。

不只是承袭Milgram的发现?

就是在这点上我怀疑这项研究的原创性。显然,Milgram关于服从的研究对这项研究有深远的影响。和Milgram研究的情境相似,这则实验中的被试同样处于权威人物(心理学家)给与的继续进行实验的压力。同样的,某些人倍感不安,被试们对于是否应该干预犹豫不决。在这个例子中是一个癫痫发作的案例,而在Milgram的研究中则是被试执行电击的情形。

有一项发现体现了这项研究的原创性:在场的人越多,被试就越晚赶去帮忙。这在社会心理学上显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深刻见解。因为实验的设置方式,被试无法知道其他听到癫痫发作者说话的人有什么反应。这就意味着唯一的变量就是他们知道的在场人数。

你怎么看呢?

那么,你是否认为这项研究应该被列为十大社会心理学研究呢?为了帮你下定决心,你可以看看这项研究的完整报告[PDF]。对于那些不习惯阅读心理学报告的人来说,那就跳过对被试的经历有清楚详细描述的“过程”这一部分。在下面投票……

(在目前的245位投票者中,77%认为这项研究应被列入十大社会心理学研究之中,其余23%持相反态度,译者注)

参考书目

Darley, J. M., & Latane,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 Pers Soc Psychol, 8(4), 377-83.(十)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人云亦云

这项由Solomon Asch为我们带来的入选十大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表明: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为了迎合他人而否定自己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人类是天生的喜欢人云亦云——我们时常不假思索地相互模仿对方穿衣的品味、谈话的口吻和态度。但是这种人云亦云究竟到达了什么地步?你是否认为自己可能会在模糊不清的时候否决自己的看法,而去附和别人呢?

看看下面的图形。比较左边图中的线段和右边图中的三条线段:A、B和C。这三条线段中哪一条和左边的这条一样长?

很显然答案是C。然而在一项上世纪50年代的经典心理学实验中,76%的人至少一次地否定了自己的看法,而选择了A或者B。到底是什么策略施加了强暴的心理压力,迫使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这项实验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设计者,著名的心理学家Solomon Asch设法证明了刚好相反的结论。之前Muzafer Sherif的实验(参见他著名的Robbers Cave实验)发现了当人们面对判断模棱两可的测验时,他们用别人的判断作为参考标准。

这非常合情合理。如果我对于某事不确定,我会去询问别人。但这只是发生在我不确定的情况下。而在我确信无疑的时候情况就颇为不同了,例如当我清楚答案是什么的时候。那时别人的判断就没有影响了——或者至少Asch是这么想的。

实验

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他带来了一些男大学生,每次带一个人进入一个房间,和其他8个假冒的被试一起(Asch, 1951)。然后,他们看了和上面的两幅图类似的图形,并作比较。被试被要求说出A、B和C中哪一条线和那条参考线一样长。这个过程重复了12次,期间被试观察了以上图片的改进版。

被试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其他坐在桌子边的八个人是在玩一个游戏。他们都是同伙,之前被实验者嘱咐故意给出错误的答案。在一半的实验中他们给出偏短的线段作为答案,而在另一半实验中他们则给出偏长的线段作为答案。

真正的被试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实际上是在五位故意给出错误答案的实验者的同伙之后第六个回答问题的。

令人惊讶的发现

实验结果十分引人入胜,而且出乎Asch的意料:

  • 在超过一半的试验中,50%的人和“假被试”一样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 在所有12次试验中只有25%的被试拒绝受到主流的、明显错误的判断的影响。
  • 5%的人总是附和主流的错误观点(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不是么?!)。
  • 在所有的试验中平均的附和率为33%。

因为对于被试为何附和主流意见感到好奇,Asch在实验后采访了他们。他们给出的答案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再熟悉不过了:

  • 他们都觉得焦虑、害怕别人的反对而变得因顾虑他人的看法而显得不自然。
  • 多数人解释说他们和组里其他人看到的结果不一样,但是他们觉得别人是正确的。
  • 有些人说他们附和别人是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尽管他们知道组里其他人是错误的。
  • 小部分人说他们和其他人的看法是一样的。

这个研究的发现是如此令人惊讶,这启发了很多心理学家去作进一步研究。以下是他们的一些发现:

  • Asch自己发现,如果被试只需写下他们的答案(同时别人说出他们的答案),附和的几率就降低了12.5%。
  • Deutsch和Gerard(1955)发现即使在高度匿名和对于答案高度确定的情况下,附和别人的几率还有23%。
  • 那些“人云亦云者”典型地感到非常焦虑,地位低下,并且很需要认同感,时常有权力主义的性格。
  • 文化差异在人云亦云的情况中是很重要的。来自于更倾向于认同人云亦云的文化的人——典型的就是东方社会——更容易人云亦云。

好坏参半

对于这个最初主题的变化不断继续,人们研究了很多可能的实验变换,但是基本的发现仍然十分牢固。虽然我们模仿他人并不让人意外,但是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人们尽管有亲眼所见的证据还是选择去附和别人。想象一下在更加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怂恿人们人云亦云会变得更加容易,而这种情况时常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人云亦云本身可以说是好坏参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去附和他人。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在某种程度上遵从规范的话,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会变得困难许多——无论是遵从法律还是在邮局前排队。

遵从规范的危险太显而易见了,只要看看Milgram对于服从的实验中人们以遵从之名做了什么,我们就能得到很多暗示。有时,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主见而不是附和他人的言行,那样会好许多。

人云亦云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

如果某一天,我们决定不再人云亦云,或者甚至突然开始人云亦云,那么我们肯定会产生对于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的考虑。对于你来说事情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呢?很多人发现他们不懂得人云亦云,这在生活中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人云亦云妨碍了他们摆脱别人的影响,用自己的方式做事情。

参考书目

Asch, S. E. (1951). Effects of group pressure upon the mod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of judgments. Groups, leadership, and men, 177-190.

Deutsch, M. & Gerard, H. B. (1955). A study of normative and 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s upon individual judgment. J. Abnorm. Soc. Psychol. 51, 629-36.

http://www.psych.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5&id=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