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之源

Languages
  1. home

  2. article

  3. 基督教普世观念与民族主义

基督教普世观念与民族主义

Rate this post

基督教乃一开放性宗教,就是说,它是要向外传播的。它不是秘传的,而是要公开布道宣教的。它不是封闭的、民族的、家庭的、部落的、宗法制的宗教。传教乃是耶稣的教训的核心。“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离开了向外传播福音,就没有什么封闭性的自我传播——自己向自己传福音,那自己的福音又从何而来呢?基督教产生于开放时期的晚期希腊文化中。它不可能是作茧自缚的。世界上的确有封闭性秘传宗教,但那不是基督教。基督教至今成为一世界性宗教,乃是布道者“传福音”的产物。

  在耶稣创立的基督教教义与信仰中,是否包含着爱皇帝、爱朝廷、爱家国社稷宗庙、爱近人同胞,是否包含着与当权者为伍的说教?原始基督教究竟是民族部落宗教,还是万国普世教会,究竟是自说自话,自以为是,自我封闭,还是宣扬四海一家,万国同心的福音?须知,基督教乃一世界性宗教。外出传教因而是基督教的本色。

  基督教产生于一个宽宏大度而不是心胸狭隘、排外攘夷的时代。当时,外部的实在的情形引人相信一个至高至尊、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同样,这也引起一种更高尚的人类合一的观念。这里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排外观念,更无国家至上,皇帝至尊的观念。罗马政府创立了宽容、忍耐、和好、同化的政策。罗马以接客待友之道对待他的庶民,不把他们看成是被俘虏、被征服、被囚禁的人。罗马旁国把公民资格给予各省人民,允许他们的地方官吏参与政治。奥古斯都制定政策,把罗马公民资格给予一部分外省的人民。后来的皇帝又逐步扩大了公民资格的范围。直到212年,罗马各省一切生而自由的居民都享有公民资格。

  这种“一切生而自由的居民都享有罗马公民权”的观念,被基督教承袭和扩大。基督教主张,“神不偏待人。”(罗2:11)一切人在上帝眼中都没有分别。你们“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加3:28)

  罗马的法律具有凝聚力。罗马法律是为公民制定的。凡有公民的地方,法律都有效。公民资格普被一切生而自由的人(注意: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而是:人是自由的)。罗马法普遍适用。一个罗马公民,不论远在非洲,还是近在罗马,都受到同等的保护或制裁。

  然而,不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都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充分认识到个人的重要性。希腊人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个人的重要性。虽然希腊艺术给人的印象是“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但在政治方面,国家却仍然远在个人之上。这见于斯巴达的刻苦军事训练。同样,在罗马帝国,个人仍从属于罗马的法律。

  然而,在基督教那里,人们则抱持拯救自己的灵魂的观念。有的人索性委身于修道生活。这里没有“热爱犹太、保卫犹太”的观念。民族主义不发达。这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当然,一般而言,中世纪的欧洲,的确是缺乏个性的时代,精神的独立性被毁灭。个性被教会看作叛逆和罪恶。)

  同基督教这种“个人本位”、“人人平等”的观念相比,中国传统中的个人更被置于一种纲常关系网中。传教士初来华土,曾碰到一些麻烦,被中国人视为“犯上作乱”、“态度嚣张”。例如,中国封建时代公文书函的格式和称谓,高下尊卑都有讲究。传教士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中国官员坚持传教士应与中国臣民采用相同的跪拜“禀呈”方式,以示谦卑自下。对于传教士的“平行”公文,中国官府则拒绝接受。山西巡抚鲍源深以民族自大之心抱怨传教士“径用公文达之巡抚”,说“中国官员自不愿意以平行礼节与其相见。”总署曾规定,传教士“到省谒见,不准坐轿,不准由中门出入”。直隶总督刘长佑提出接见方式“大要如待乡闾授读之士,而略加和蔼。”(《教务档直隶教务》)基督教传教士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因为在西方,传教士可以与国王平起平坐。这是一段小小插话。

  今天,我们已不必从维护封建礼仪和王权帝制的角度评价这种冲突。西方个人本位,始自耶稣基督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强调的是个人自主抉择权。基督教原本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因信称义”,故尔教派林立,亦有个人私下崇拜和小型家庭室内聚会。“因信称义”因而意味着单个的人的称义,而不是群体集合的称义。它不是民众得救、集体称义、家族解放。它给予个人以充分的自由意识。只有在自由权利不发达的地方,只有在国家至上、个人无足轻重的地方,只有在个人被带领向国家皇朝祈祷的地方,“因信称义”才被淡化。同样,淡化“因信称义”,也只能导致对个人自主的否定。淡化“因信称义”,同淡化个人权利与自由是同步的。

  在希腊罗马时代,个人的良心(Individual Conscience)曾被绝对宗教信仰代替。良心问题与宗教问题合二而一。二者都与“是”、“非”相关联。良心自由被“是非观念”取消。由于基督教的产生,人类才可以自由决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是非问题归于个人良心判断。

  基督教原本就强调个人良心信仰自由。它不是一种集体活动。故而“私下崇拜”及家庭小群崇拜活动乃基督教的题中之义。它没有万人集会式的慷慨激昂。谁把虔诚的信仰外表化,在众人面前读经、祷告、表忠心、献爱意、义愤填膺、讲大道理,谁可能正是心怀叵测的人。故而私下个人崇拜上帝,乃至家庭少数人和小团体的聚会崇拜活动,就是十分正常的。万人空巷、大庭广众,可能掩饰最卑污的私利。

  我们今天有了浩浩荡荡,万马奔腾,黑压压一片人的礼拜堂。但须知,最早的基督教崇拜乃是家庭或墓穴个人崇拜活动,是少数人的聚会。这正是基督徒被误解、被诟病的地方。可能在这种场合,真诚会多于虚伪,信念会多于外表。大凡不想入朝为仕者,都会安于私下小型聚会。群情激愤,万头攒动,往往掩饰个人的不良动机。

  显然,若把教会纳入国家政务活动,把宗教徒奉为君王的上宾,就与宗教精神不符。须知,耶稣在世时,一文不名、无官无禄、隐没不彰。犹大卖主,以吻为志。假如耶稣的照片天天被信徒放大悬挂,假如耶稣担任什么行政级别很高的官吏,则人人可得而诛之,何必要犹大指认呢?考茨基说,这好比柏林的警察要有一个向导才能认出倍倍尔其人一样。

  耶稣在犹太人中不受欢迎。《马太福音》11:20-24说,耶稣在各地行了很多异能,那些地方的人终不悔改。耶稣说,“迦百农啊……将来必坠落阴间。”这是对犹太人特殊憎恨的一例,这是彻底诅咒犹太人。这里没有民族主义与爱近人同胞的国家社团主义。

  耶稣并没有为了迎合民众而改变信念。他无须取得自己人民的同意。耶稣因而发出耶路撒冷必须毁灭的预言(诅咒)。他有点愤世嫉俗,知音难觅。耶稣不会迁就周围的人。《路加福音》19:41-44说,耶路撒冷变为基督的仇乱。耶路撒冷的灭亡,成为基督对犹太人的报复。耶稣因为被本民族的人抛弃,才转向世界主义。他也因为胸怀世界列国,心忧天下万民,才被犹太人抛弃。这是他胜利的标志。“日子将到,你的仇乱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围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路19:43-44)耶稣在犹太人中间有志难伸。

  “弥赛亚死于十字架”的观念,也与犹太人的思想不符。原来,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应当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在荣耀中来临的。耶稣时代,“弥赛亚”甚多。尤其是在加利利,每时每刻都有先知及强盗首领兴起。他们都被认为是拯救者和上帝所膏之者。哪有取了奴仆形象的耶稣这样的“弥赛亚”呢?

  耶稣在自己的时代湮没无闻,不见经传(例如不见于约瑟弗斯的书)。他决不是一位民族主义爱国领袖,不是年逾古稀的长老,也没有英雄虎胆。耶稣不是民族主义爱国者。耶稣的宣传常常被犹太人“消音”。犹太人尽其所能地逼迫基督徒,石击基督徒。罗马的长官,反倒保护基督徒。保罗在耶路撒冷遭到迫害,而在罗马反倒自由自在,安然无恙。因此,基督徒“没有祖国。”(似乎工人也“没有祖国” 。可见,“没有祖国” 的概念是基督教西方的观念。)他们在自己的故园家乡遭到迫害。他们以四海为家,是有道理的。

  耶稣的活动对于我们认识耶稣和基督教至关重要,也使我们对耶稣与他同时代民族主义爱国情操之间的对立关系产生清晰的印象。

  里德说:“敌视、偏见、恐惧、国家主义、民族传统,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会带来严重的灾难。”(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第192页,蒋庆译,三联书店,1989年。)

  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路12:51)这段话的意思是:上帝的和平之国不是通过耶稣的信息直接创造出来的。他号召采取果断行动,这会引起纠纷、争斗,甚至迫害。后世的基督徒大概忘记了耶稣的这一教导,成了委曲求全的顺民、国会的上宾、帝国政府的幕僚,享有政府级别。

  耶稣提出,上帝对人类的救赎采取了降贵纡尊的方式。他决意深入人类的苦难,与受苦受难的人们比肩同行。他受上帝差遣,安慰贫苦无告的人和无权无势的人,与他们一道受苦——这苦难的顶点便是钉十字架。耶稣号召他的门徒:不要去建立什么新的王朝,建立统一的国家教会,而是要成为上帝在地上的仆人,与人类一道受苦。

  按《福音书》的说法,耶稣在每个重大关头都拒绝征服他人。耶稣自愿放弃特权,取了仆人的形象,自甘卑微。他不想创立国家教会,协助帝国抓捕“叛逆”的隐藏的教徒。某些社会革命家会认为,耶稣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没能带领他的族人推翻罗马帝国政权。然而,基督徒却认为,耶稣在世的楷模,使他们参悟了生命之真谛。

  耶稣说:“你们的仇乱,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路6:27以下)。这里没有民族主义的仇恨的烈焰。

  显然,耶稣的爱超越了家族、肤色、性别、贫富、部落、民族、国家、朋友之爱。他认为,爱不是“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不能“单爱那爱你们的人”(太6:14-15),“不要与恶人作对”,“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39-44)。他自己也为判处他死刑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晓得。”(路23:34)

  同中国的家族伦理不同,基督教的爱不是家族亲情之爱。“所谓充满爱的家庭有时可能正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封闭体。”“如果家庭之爱不扩展到一种广大的他人之爱,这种爱就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狭隘渺小的爱。”(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第187页,三联书店,1989年。)而属于“上帝之国”的人,则结成一个比血缘关系更紧密的友谊。属于一个信仰的圣家族,比属于一个血缘家族更有意义。这里没有空间、时间、国家和民族的局限性。

  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耶稣的说法有些不可思议。但耶稣的爱,远不是部落、家族、民族、亲情之爱,不是兄友弟恭、夫倡妇随、父慈子孝,不是“同宗相亲”、“家和万事兴”的家族伦理。不是面临民族恨、社稷亡、山河破碎时的激愤。如果我们不甚理解,那就待以时目,但不可遽下结论说,耶稣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历史上的民族自大、自私、自荣的爱国心,在《圣经》中找不到出处。

  耶稣的教训不是社会伦理的实用主义,而乃“以神为中心”。他既不号召阶级斗争,也不号召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的全部活动都是由他对“天父”的爱决定的,都是由他对周围世人的爱决定的(他许诺上帝将临近他们)。所以,他不可能以二元论的革命的方式把周围的人分为“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相反,耶稣恰恰同那些由于不正当地获取财富并同罗马人合作而被人恨恶的人保持密切联系。他同税吏一道进餐。对于激进的革命者而言,这种行为近乎“谋叛”。好撒马利亚人的比喻(路10:30-37)不仅得罪了圣殿祭司,而且得罪了每个具有民族良心的犹太人。当时,撒马利亚人比异教徒还招人忌恨。

  总之,把爱的宗教说成是爱“近人同胞”、爱“家国社稷”、爱“父母妻儿”、爱“官府上司”,是违反耶稣本意的。

  耶稣的方法是非暴力的。他靠的是个人魅力。他主要乞灵于个人的良心和耐心的规劝。故此,他以寓言方式宣传非情绪性的、彻底理性的证据。耶稣寻找的是真正的协调,而不是以暴力和恐惧强迫人们接受。耶稣拒绝暴力,这并非他的软弱。相反,这表明他的主权——不能蹂躏别人,即使是为了高尚的目的。在战火纷火、弹痕遍地的岁月里,基督徒秉持和平信念,不介入战争,是完全正常的。

  耶稣同他自己的民族的“选民”观念所包含的自以为义实行了决裂。他应许外帮人比犹太人更早地进入上帝之国。他把被人厌恨的撒马利亚人同犹太利未族人(祭司阶层)的自私加以对比。这同摩西的“妥拉”(法律 Torah),在原则上就不相同。

  半个多世纪以前,耶稣被描绘为“斗士”、“英雄”、“领袖”,前面往往又加上形容词“勇敢的”、“战斗的”、“英雄的”。然而,这是对耶稣信息的歪曲。真理并不在于我们按照我们时代最新时髦词句来解释耶稣的形象。这种解释是一种歪曲。

  基督教是一个跨越种族、国界、肤色、性别、阶级、身份、官阶、经济地位的信仰。她一视同仁地对待一切人,毫无保留的爱一切人。历史上曾经有过“帝国教会”、“民族教会”、“教随国定”(在那个诸侯的领地,就信谁的宗教),这是对个人信仰自由的严重违反,也使教会匍伏在王朝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大而公的普世性质不见了,同一宗教内的交流、团契与合一被视为外来的干扰。

  民族宗教的突出表现是“国家教会”与“宗教内政”,教会人士堂而皇之地出入宫廷相府侯门,皇朝官员俨然控制教会。然而,今天,已无“国家教会”、“官办教会”。宗教信仰是一部分居民的个人私事,宗教教会乃一部分居民的自愿联合体。教会不是衙门。欧洲历史上的“教随国定”曾经是由国家控制教会的民族教会。臣民个人无权决定自己的信仰。君王之宗教主权乃是对普世教会理念的挑战,同世界潮流大相杆格。

  耶稣宣传的“爱人”同“长幼有序、夫妇有别、上尊下卑、等级分明”、压制和扼杀青年,固守传统的习惯形成显著对比。耶稣创立宗教的时候,年约三十。跟随他的,大都是青年人。这使他的宗教生机勃勃。新宗教是从犹太教分化出来的。显然,依靠旧宗教的传统势力,扼杀了新人的创造精神,便不会有年轻的基督教。

http://zhongguoysl.bokee.com/43033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