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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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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生活的城市,市民的居住条件都很简陋。旧城老屋,灰砖土墙,百姓人家大多拥挤在那些简陋住所里,难得有几家是宽房大院。直到我朦胧记事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人还蜗居在一间不足九个平方的狭小房子里。…
  小时候生活的城市,市民的居住条件都很简陋。旧城老屋,灰砖土墙,百姓人家大多拥挤在那些简陋住所里,难得有几家是宽房大院。直到我朦胧记事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人还蜗居在一间不足九个平方的狭小房子里。
一张木制双人床,一个大漆面三抽桌,一个上下两层衣橱,是我们当时最值钱的三大件“实木家具”,也是母亲的嫁妆。一把简陋的没了靠背的椅子便是我们的餐桌。别无他物。
那是老宅一间靠街背阴的小南屋,我们一家人在这里生活了六年。冬天好说,夏天却极度难熬。小屋没有窗户,一家人憋居在里面,弟弟小就睡竹车,我和爸妈挤在床上,整夜都不关门,挂上竹帘,遮挡蚊蝇,屋子里多少透进点气来,才能勉强睡个觉。
1977年秋天,母亲的厂子扩大搬迁,倒出来很多闲置的厂房,改造成职工宿舍。毕竟是国营企业,浸透着组织和集体的关怀,这些经过改造的宿舍全部都分配给住房困难的职工。我家是住房特困户,于是也分到了两间30多平方的大瓦房。
似凤凰涅槃一般,一家人从那狭小的九平方老宅乔迁到阔出几倍于斯的宽房大屋。生活幸福指数几乎在一夜之间迅疾发生了质变,感觉好似换了人间!
搬入新家,那三大件在过去九平方米的小屋里塞得满满的家具,却填不满一间新居,以致于刚搬去时,外间空荡了好几年。
新居坐落于叠道街轿杆胡同,原本是一处旧社会大户人家的私宅。解放后被征为国有,划拨给母亲的厂子做了厂房。这个厂子的前院建成西冶街小学,后院分割成三个院落,我们居靠北的一个院落,东、西、北三排房子,五户人家,我家住北屋。
东屋三间住着郝姨一家三代五口人,北屋住着我家和一户许姓邻居。西屋住着刘姨和房姨两家。算计起来,那时一个院落里住了22口人。以后临屋的许家和西屋的房姨家陆续搬走。先后换了好几家邻居。
直至1991年,我们全部因一墙之隔学校校舍改造而又搬迁,在这里一住就是14年,14年里大杂院发生了许多许多事,婚丧嫁娶、你来我走,我也在这里渡过了一段美好的从孩童成长为青年的青涩岁月。
最难忘的是大杂院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众邻里都是鼎力相帮,过活地就像一家人。哪怕是你家买煤治炭,我家添油加柴,都是老少齐上阵,大家一起忙,从来不让一家落单。一家若是有了金贵的东西,哪怕是买一个西瓜都要切出几片,要家家送去点,一起分享。
夏天暑假是我们最快乐的季节,除了相仿年龄的伙伴整天无忧玩乐外,更因为能听到郝姨家的奶奶讲大段的老版传说故事而吸引我们,惊奇生动,引人入胜。我们时常会在梧桐树荫下围坐一圈,摇着蒲扇,缠着郝家奶奶给我们讲故事。她讲的,大多是我们本地的传说,“白媳妇的传说”,“孙阁老的传说”、“不孝夫妻变成狗的传说”,“孝妇颜奶奶的传说”等绘声绘色的故事,每次讲起,都会安稳我们大半天时间。
郝家奶奶是见过世面的大户人家闺女,满门忠烈,弟弟妹妹全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妹夫是重庆市建国后的市长。她在我们全院人心目中,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北京、上海、哈尔滨、烟台等大城市都去过,因此她懂得多,见的广。老奶奶小脚小个头,走路一拐一拐,但身体却硬朗的很,家务活样样都是她干,蒸馒头,洗衣服,看孩子全是她的活计。那时,白天大人上班,家家都不锁门,全是郝家奶奶在院里干着家务给各家看门,谁家来个人她最先知道,谁家的人干什么去了,她也了如指掌,因此当时是我们大杂院“一宝”,或许是因为勤劳又秉性善良的缘故,至今已101岁仍然健在。
大院里最热闹的人是我们的郝姨。郝姨性格直率豁达,大嗓门,风风火火,整天在院子数她动静最大。她下班回家,老远就能听到她的声音。有意思的是,郝姨家俩闺女,我家俩小子,年龄都彼此相仿,可巧的是她的小闺女和我的弟弟生日都是一天,郝姨喜欢儿子,我妈稀罕闺女,俩姊妹整天啷啷着彼此换一个儿女,以求儿女双全。吓得我们就怕被换。
郝姨和我妈不仅是同事,也是好朋友,彼此相帮相助,处得跟亲姊妹一样。郝姨是个热心肠,谁家有事,她就最先扑上去帮忙。
记得有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发烧,扁桃体肿的化脓,疼得我直哭,爸爸又出差在外。这下可急坏了我妈,赶忙去找郝姨来一起想个办法。郝姨进屋一抹我的额头,冲我妈咋呼到:“快,上医院,你还等啥?!”
我妈望望熟睡的弟弟,面露难情,郝姨看出我妈的心思,赶忙叫来他家叔叔,看着我弟弟。二话没说,给我穿好衣服,背起我就往外走,黑夜里,大冷天,郝姨硬是背了我一路,赶了十几里地来到医院。路上我妈要换她背我,她说什么也不。到了医院,医生看我病成这样,冲着郝姨就说开了:“怎么现在才来,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这妈咋当的。”郝姨一脸愧色,我妈在一边怯怯地吐吐舌头,没敢说话。输液到半夜,回到家时,弟弟还在熟睡,而郝家叔叔却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
东屋的刘姨是济宁人,一儿一女,我们喊“战博哥”、“华涛姐”,从来是喊名不喊姓,显得跟一家人似的。刘姨家的伯伯50多就因病去世,当时妈妈和几个同事都轮着陪刘姨说话聊天,劝她想开点。她有时候伤心落泪时,我妈她们也陪着流泪。并嘱咐我们这些孩子,在院里做游戏时,就喊出刘姨出来,看我们做游戏,刘姨在全院人的关心下,脸上渐渐的有了笑容。
记得最感人的是我们全院搬迁时,早搬走的被大家一起送出院门,目送出好长一段路。妈妈和阿姨们更是难舍难分,分手时哭的一塌糊涂。哎,十几年的邻里相处,此时早已转化成难以割舍的亲情。
大杂院虽已不复存在,但这份情谊仍然还在延续,老邻居们会时常凑凑,互相串串门,谁家有事,也是一喊就到,虽没有了当年在一起住的热闹,但是大杂院的记忆却永远驻足于我们全院人的心中。
大杂院,我永远难以抹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