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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文化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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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 文/    伊斯兰人文学术   2006-2-26

   一个社会不可能被一种轻松搞笑的文化轻易地损害,应该相信我们的社会和公众。我们的轻松,我们对戏谑的付之一笑,反而向公众传递了一种坦然和自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气度。同时,这也表明我们正走向一个乐观没有重负的中国。

  ●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

  ●嘉宾: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新闻背景:如果说2005年颠倒众生的是超级女声,那么在2006年年初,此时的气场已经换成了《武林外传》和《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作为央视八套的开年大戏,《武林外史》的收视率直逼去年的收视冠军《亮剑》;作为对《无极》开的一个玩笑,网络短片《馒头》则在网上引发了比《无极》更大的震动。

  搞怪、颠覆,是它们“走红”的共同原因。

  在《武林》里,大侠们张口便是“我服了you”“PK”这样的“新新”词汇,威震江湖的“降龙十八掌”在这里“掉价”成了“降龙十巴掌”;而《馒头》虽源自《无极》,但在重新剪辑下,原本探讨死生大义的人生主题却被演绎成了对一宗凶案的追索。两部看似离经叛道的片子,在春节来临之际,把不少人都逗了个乐。

  主持人:这些搞怪、颠覆的作品为什么现在会如此受欢迎?

  张颐武:所谓的搞怪、颠覆,尽管花样繁多,但究其根本,不外乎戏仿、笑谑这些后现代的基本技巧。通过它们,原本深度化的追求转为平面化的东西。像《武林外传》,就是把玄而又玄的江湖道理、武功神话一一戳破,它提醒人们,要相信这些东西,还不如相信细琐的平常生活;所谓的武林恩怨,到最后也都变成了很荒诞滑稽的事情。《馒头》也是如此,它告诉人们一场牵扯无数的腥风血雨竟然由一个馒头引发。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形成了非常好的喜剧效果,所以要说颠覆为什么会流行,我想能够让人们开怀大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看这样的东西,人们不需要有什么深度的追寻,很多笑料会不断涌过来,轻松的快感瞬间就可得到满足。

  主持人:正是因为“消遣”经典、“亵渎”权威,后现代作品在受到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了很多非议,不少人担忧,认为一味戏仿、笑谑的风行,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文化走向浅薄和粗鄙;而年轻人由于长期浸淫其间,也可能导致使命感、责任感的淡漠———什么都可以拿来嘲弄。您怎么看?

  张颐武:有这种担心,我想也是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责任感和拳拳爱心,因为我们还是需要高雅文化、严肃文化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另一方面,后现代的文化恰恰是多样多元的,娱乐并不会造成黄钟大吕的毁灭,浅薄也不能冲淡深度。可以看到,我们有搞笑的《武林外传》,也有关乎民族大义的《霍元甲》,也有追索战争精神的《亮剑》。而且,它们也都受到了公众的欢迎。认为后现代文化就是走向没有文化,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误解。当然,有些颠覆也确有过分搞笑之嫌,有不严肃的一面,有泛娱乐化的倾向,对此我们要引起重视。不过,大部分另类演绎方式还是无伤大雅的。因为所谓的“颠覆”其实并不是真的要挑战、否定什么权威。像美国也有戏谑形象“山姆大叔”。但是你说这样就会消解权威吗?不会,也不可能。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被一种轻松搞笑的文化轻易地损害,应该相信我们的社会和公众。我们的轻松,我们对戏谑的付之一笑,反而向公众传递了一种坦然和自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气度。娱乐并不妨碍经典文化的传承。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也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固本的经典文化,也需要活跃的大众文化。因此对文化学者、文化知识分子和媒体来说,首先要担起的责任应该是阐释这些新的中国文化现象,解释它们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表达了怎样的社会心理,有着怎样的社会作用,而不只是作简单的价值判断———该不该有。

  现在有那么多自嘲或者嘲弄的东西出现,我想对于展示一个开朗、明亮的中国也很有好处。一直以来中国人都笑得太少,所以留在世人脑海中的也多是坚忍不拔、负重前行的形象。享誉世界的中国武侠小说其实也很阴郁:里面多是一些“怪人”———整天躲在山里修炼一些古怪的武功;所谓的江湖人士也是个个心机深重,尔虞我诈,宴无好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换个活法,轻松一点呢?

  主持人:换个活法,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吗?对于“笑”,对于“乐”,人们似乎还有一丝犹疑。

  张颐武:搞怪现象在今日文化版图上集中上演,我认为一个主要的背景是中国的大发展,使得中国人原本非常深重的历史悲情逐渐得到转换。武侠小说、电影历来是中国人悲情的体现,比如《霍元甲》;我们看金庸小说,里面基本上不是切肤之痛的国仇家恨,就是漫卷诗书的英雄悲怆。可以说,中国人悲情非常深重。但是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终于有一个轻松的机会,可以含着笑和历史告别,可以含着笑和20世纪的痛苦、挣扎、辛酸告别,因为一个平常生活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个日常生活时代,消费日益取得合法化,大量的文化消费也像买衣服、吃东西一样,追求一种即兴的满足———笑过就完。尽管其中可能不乏浅薄成分,应该警觉,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它能够让我们更轻松地去面对历史,更轻松地去面对自我。背着历史的包袱并不是铭记历史的最好方式,卸掉包袱也并不意味着遗忘历史。回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不是靠悲壮的反抗、悲剧性的斗争获得了大发展,而恰恰是以一种平常的心态、以发现和获得日常生活幸福的努力实现了快速发展。这些新的历史经验让我们认识到:负重有时难以远行。因此,调侃、戏谑的出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我们社会的整体心态越来越平和了。我们正走向一个乐观、没有重负的中国。这不正是无数志士仁人一直奋斗追求的目标吗?他们所为之努力的不就是大家可以快快乐乐地生活吗?

  人不能永远沉重,一个大众的后现代文化已经到来。它深深植根于大众文化,它可能没有多少深度,但却充满了活力、适应力和弹性,像个精灵一样可以随时转身。其实,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就应该是多样而精彩的,既要有恢宏博大,也要有诙谐幽默;既要有奥运、世博,也可以有《武林外传》、《馒头》;如果说前者展示的是中国的“大魅力”的话,那么后者则展示了我们的魅力细节。一个“微笑”的中国,在世界的眼中是和平而平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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