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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道德和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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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周围存在着某些听上去是荒谬的和充满幻想的说法,其中有件事与我有关,即我有责任再三去强调所有真正的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价值和标准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意义,包括经济活动,并且去阐明如果我们不在自身之内尝试去做、去发现或重新发现并培育我称之为“更高的责任”,我们国家的事情真的会变得很糟。

 

  当自由回到一个道德混乱的社会,产生了一些必然会产生的东西。其中某些是我们预料的,但另外一些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远为严重:各种令人难以想像的人类恶习巨大地、令人眩目地总爆发了。许多成问题的,至少是在道德上含混不清的人类积习,多年来暗中受到鼓励,同时也在压力之下微妙地服务于极权主义制度的日常运作,忽然从它们所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随心所欲的发挥。独裁政权曾给这些恶习建立了某种秩序——如果这样表达是正确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使它们合法化),现在这个秩序崩溃了,但是去限制这些恶习并自愿向全体社会负责的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当然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建立起来,这样一个秩序需要若干年的发展和培养。

 

  于是,我们便目睹了一个怪现象:确实,社会解放了自己,但某些方面比原来在枷锁之下表现得更糟。犯罪在骤增;当历史翻转时,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污水,总是从集体心理的隐蔽领域中滋生,眼下已经侵蚀到大众传媒,尤其是在低级趣味的报纸中。然而,还有其他更严重、更危险的症状:民族之间的仇恨、猜疑、种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迹象;纯粹为了某种利益进行的拉选票、毫无节制的和轻率的斗争,十足的野心,各种想得出来的狂热,新的、前所未有而五花八门的劫掠,不同的秘密犯罪组织的出现,以及普遍的缺乏容忍、理解、趣味、节制和理性。还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有了新的吸引力,好像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令人不安的空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将其填补起来。

 

  只要环顾我们的政治场景便已足够(其中缺乏教养仅仅是更为广泛的教养危机的一个反映)。离1992年6月的选举只差几个月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包括议会中极为重要的立法辩论,都在竞选之前的阴影下发生,一些人肆无忌惮地追求权力,为博得迷惑的选民的好感而提出许多五颜六色、漂亮但毫无意义的东西。政治对手们之间互相指责、恐吓和诽谤无边无际。一个政客仅仅因为对方属于不同的党派就去暗中瓦解他的工作。党派考虑显然比实事求是地找到理性和切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为重要。报纸上的分析文章已被张扬丑闻所取代。出于好意支持政府简直是可耻;出于恶意踢他一脚反而值得称赞。嘲笑那些宣称支持另一党派的政治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找借口指责别人从事阴谋、没有能力、有不光彩的过去或存有不良企图。

 

  蛊惑人心的活动盛行,甚至是一个人向往自主权这样自然的要求,也被纳入权力的游戏,并向公众说谎的竞争比赛。许多所谓的“中央管理干部”的会员们直到最近,还在假装关心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却几乎在一夜之间摘下了他们的面具,公然变为投机者和窃贼。许多曾经令人畏惧的共产主义者现在变成了肆无忌惮的资本家,公然无耻地当面嘲笑那些他们一度答应要维护其利益工人们。公民们越来越厌恶所有这一切。可以理解,他们的厌恶针对他们自己选出的民主政府,一些道德上可疑的人利用这个局面,为讨好公众,抛出诸如将整个政府扔到伏尔塔河的主意。

 

  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只是它们处于某种松散的、受压制的、混淆的、破碎和困惑的状态,仿佛不知道它们依靠什么,从何处开始,在何处或怎样发现有意义的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有责任去唤醒这种沉睡的潜力,给它提供方向,打开通道,鼓励它和为它提供空间,或赋予其希望。人们说什么样的民族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家。在某些意义上,这是正确的;政治家的确是他们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的潜力的一种具体表现。非常矛盾的是,这句话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即社会是其政治家的一面镜子。一般来说,是由政治家来选择释放哪些社会力量和抑制什么,由他们来选择依靠每个公民的善还是他们的恶。(我们的)前政权有系统地动员了人类最坏的品质,例如自私、嫉妒和仇恨。这样的政权和我们应得的东西相去太远了,这也正是我们面临新的状况所提出的责任。因此,那些身处政治中的人们对于社会道德状况担负着更高的责任,他们有责任发掘社会中最好的东西,发展和加强它们。

 

  顺便地说,甚至那些以其短见和怨恨经常令我生气的政治人物,其中大多数并非就是恶毒的。更毋宁说,他们缺乏经验,容易受一时一地机遇的影响,受潜在倾向和流行习惯的摆布,他们并非自觉地卷入了坏的政治漩涡,发现自己已不可能摆脱,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将承担的风险。

 

  有人说我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总是试图在将两种不可能结合的东西结合到一起:政治和道德。我听了很多这样的话,我一生中都在听这种东西。80年代,一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捷克哲学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批评《七七宪章》中的“反政治的政治”,尤其是我的文章中对这一条的解释。困陷在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谬见中,他相信作为一个学者,他已科学地解释了整个世界历史。他视其为一部暴力革命和恶势力斗争的历史。而如果不靠武力,不靠对权力的欲望及政治阴谋,凭借真理的力量、真实的力量、自由精神、良心、责任感的力量来改变历史的状况,便大大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当然,如果有人将正派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上层建筑”,他将永远不能以正派的意义来理解政治。

 

  因为他的教条告诉他,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交出他们的主导地位,因此必须以武装革命为来把他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中。这位哲学家假定同样没有其他途径可以除去我们的前政府。但结果证明是可能的。尤其是事实证明这是唯一有意义的途径,因为我们知道,暴力孕育更多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革命堕落为吞食自己子女的独裁统治,造就了一批酝酿新的暴力的革命家,而不知道他们是在自掘坟墓,促使社会回到致命的“革命——反革命”走马灯式的循环。

 

  我们从前的政权是被生命、被思想、被人类的尊严推翻的。我们最近的历史已经证实那位加州的捷克教授错了。同样地,那些仍然宣称政治主要是操纵舆论、道德在其中无法容身的人真正是大错特错了。政治阴谋不是真正的政治,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也许在表面上说得过去,但不可能带来最终成功的希望。通过阴谋,一个人也许能变成总理,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他不大可能以阴谋改进社会。

 

  我很高兴自己远离同他人的政治阴谋,我将不与这些人竞争,当然也不去使用他们的武器。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的唯一的政治——就是为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责任,这是一个可称之为“更高的”责任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它产生于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一个信念,即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地记录了下来,永远地给予评价,这是“高于我们”(above us)的某处,我将之称为“神的记忆”——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奥秘秩序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信徒们将之称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裁判。

 

  说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责任感,只有被解释为一种沉默的假设,假设上面(from above)有人在观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不会遗漏,没有东西被遗忘,因此尘世岁月并不能抹去人间失败招致的尖锐痛苦:我们的灵魂知道并非只有自己意识到这些失败。

 

  作为总统,我所做的,难道不是仍然保持对这种政治理念的信仰,并且至少部分地将它实现(归根结底,没有后者,前者不是可想像的。不去将部分我的理想付诸实践只能有两个结果:或者我被从总统府扫地出门,或者我变成一个心怀叵测的家伙,面对漫不经心的听众胡吹海夸——这不只是有损体面,也是更为不诚实,因为这意味着另外一种辞职的形式,对于我自己和我的理念的背叛)。

 

  像在别的每件事情中那样,我必须从我自己开始做起:即在任何情况下,争取做到正派、正直、宽容和理解,同时力争反对腐败和欺骗。换句话说,我必须尽最大可能和我的良心保持一致。实际上,我经常听到一些忠告,说我应该更加“策略”一些,不要对每件事马上表态,要学会巧妙地掩饰自己,不要害怕去乞求某人,哪怕这违反我的内心,以及要和反对我的人保持距离。在为巩固我自身的利益中,我多次被劝告要认同某人追逐权力的野心,要去讨好某人因为这会使他高兴,或者不顾事实地去排斥某人,因为别人不喜欢他。

 

  我还听到另外一种劝告,我必须变得更强硬、更果断、更权威一些。出于良好的动机,我不必害怕偶然地拍桌子,对人大喊大叫,以及激起别人稍微的恐惧和颤栗。但是,如果我想保持对我自己和对于我的政治概念的忠诚,我必须去听这样一些忠告:不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精神健康的考虑(它可能完全被看作一个私人的、自私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根据我最关心的对象考虑: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坦率不可能通过不坦率而建立起来,真实不可能通过谎言而建立起来,或者民主的精神不可能通过权威命令而建立起来。当然,我并不能肯定坦直、真实和民主的精神是否取得成功,但我知道怎样不会取得成功,即采取和预料的结果相抵触的途径。正如我们从历史中知道的那样,这是将我们从一开始就寻求的结局排除在外的最好方法。

 

  换句话来说,如果存在最起码的成功的机会,唯一的途径就是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有教养地和宽容地去做。我意识到在日常政治中,这并非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我有一个优越条件:在我许多坏品质中,我恰如缺少一种,即对于权力强烈的欲望和爱好。由于不受此束缚,比起那些牢牢抓住他们的权力和位置不放的人,我从根本上要自由得多,并且这使得我沉迷于不使用手腕的奢侈之中。

 

 从那古老的熟悉的训诫:“生活在真实中”,我看到前进的唯一的道路。但是,当一个人成为总统,将如何去做,如何付诸实践?我看到3种基本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大声重申某些事情。我不想重复我自己,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的许多公开言论中,我感到我必须重复分析和解释所有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尺度。并且这也是事实,在我的工作中,当我遇到一个问题并试图作深入分析时,我总是发现存在某些道德方面的问题,如冷漠、意识不到个人的错误和愧疚、不愿放弃个人的某些地位和好处、嫉妒、无节制地自大等等。

 

  我感到人们中沉睡的善意需要被激发。人们需要听到行为正派、帮助别人和置共同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尊重人们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是有意义的。他们希望被大声地告知这一点。他们想要知道“最高层”的人们站在他们一边的,他们需要感到自己是得到支持和确认的,是有希望的。善意渴望被认可和被培育。善意的发展壮大取决于它必须听到整个世界都没有对它加以嘲弄。收听我对全国广播讲话节目的普通听众,经常要求听到关于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和“伦理学”的思考见解。因为怕过多地重复自己,我偶尔省去这些内容,但是人们总是再三要求听见它们。我从未试图给出有关如何对付他们身边恶行的具体建议,即使我想要那样做也不可能,但是人们想要知道正派和勇气不是无谓的,在与肮脏的诡计作斗争时有时必须冒风险。他们想要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不是被遗忘和被勾销的。

 

  第二种可能性:在被称之为高级政治的世界,我可能试图在我周围创造一种积极的气氛,一种慷慨、容忍、开明、宽宏大量的气氛,创造一种根本性的友谊和互相信任。在这个领域,我远非是那种决定性因素,但我可以拥有一种心理上的影响。

 

  第三种可能性:作为总统处于我的位置上,我拥有直接的政治影响。我必须作出某些政治决定。于其中,我可以而且必须带进我的政治理念,注入我的政治理想,那些有关正义、正派、克制以及我称之为“道德国家”的近期目标。当然,我的成功与否是由别人来评价的,结果也总是参差不齐,因为像任何别人一样,我也是个难免有错误的人类成员。

 

  记者们尤其是外国记者,经常问我“生活在真实中”、“反政治的政治”是什么意思,或者政治从属于良心如何可能,如何将其付诸实践。他们很想知道,当我身处高位时,我是否必须大大修改以前我作为一个前“持不同政见者”对政治的期望,换言之,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从“持不同政见者经验”中提出的标准,现在是否仍然适用。

 

  可能有人不会相信,在我担任总统两年来,这片国土上充满了那些稳定的国家的总统做梦也没想到的各种问题。我完全可以说,我从未被迫撤消我从前写下的任何东西,或改变任何看法。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但确实是这样:不仅我没有改变我的想法,而且它们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尽管有着我每天必须面对的政治烦恼,我仍然深信政治并非本质上即不光彩的事情;就其不光彩的一面来说,只有不光彩的人们令政治不光彩。我得承认,比起人类其他活动领域来,政治更能诱惑人做出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它对人的要求更高。但是,如果说一个政治家必须撒谎或搞阴谋,那是不切实际的,那简直是荒谬的说法。出于某些原因,总是有人散布这种说法,借此打击别人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

 

  当然,在政治生活中,像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不可能对任何人把任何事情说尽,并且那样也毫无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说谎。你所需要的全部是得体,是适合的直觉和良好的趣味。“高级政治”中的一种令我惊异的经验是:这主要是一个形式问题:知道话说多长,什么时候开始和结束;如何有礼貌地表达你的对手可能不愿意听的话,永远知道在某一既定时刻说出最重要的东西,而不说不重要的或无关紧要的东西;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伤害别人;如何去创造一种友好的气氛来使复杂的谈判变得轻松;如何将谈话继续下去而不要刺探对方或表现冷淡;如何以更轻松、更缓和的话题来平衡严肃的政治问题;如何审慎地安排你的官方旅行,知道什么时候不去某地更为合适,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坦率,什么时候沉默不语,以及它们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并且还不止于此,这就是说对于时间、时代气氛、人们的情绪,他们担忧的实质和思想状况要有恰当的直觉,这也许比社会学的调查还要有用。受过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文化等教育是任何政治家的宝贵财富,但是我越来越倾向于相信,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财富。这样一些素质如同情心、与他人谈话的能力、洞察力、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而且也能敏锐地体察人性,会与人交往以及一种适度感,所有这些在政治中十分重要。我并不是说自己拥有这些素质,老天宽恕我,决无此事。这仅仅是我的观察。

 

  总之,如果你心术正,有良好的趣味,那么你不仅有资格从事政治,而且命中注定要从事政治,绝对属于这一领域。一个政治家不在于有说谎的能力,而是需要敏感,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人、怎样去说必须说的话。认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不属于政治是不符合实情的;如果在原则之上,再加上耐心、谨慎、分寸感和理解别人的能力,那么便已足够。认为只有冷酷的犬儒、虚荣、无礼、粗鄙的人才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也是不对的,虽然这样的人容易被政治所吸引,但实际上,正派和良好的趣味总是占上风。我的经验和观察证明了政治作为道德实践是可能的。然而,我并不否认踏上这条道路并非容易,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我的政治理想出发,我将强调文化作为我的政治实践中每一条可能的道路,这是显然不过的。在“文化”这个词可能拥有的最广泛的意义上,她应包括被称为来自“日常生活”文化的每一个方面,或曰“教养”——相对于我们所说的高级文化诸如艺术和科学。

 

  我并不是说国家应更多地补贴作为一项特殊的人类实践的文化活动,也不是说我同意许多艺术家拥有的某种愤慨和恐惧,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摧毁文化并最终要毁灭文化的阶段。我们大多数艺术家不知不觉地习惯于社会主义国家没完没了的慷慨。它资助了一大批文化机构和部门,对一部电影要耗资100万还是1000万克朗毫不关心,甚至不去在意到底有没有人看它。它也不去管到底有多少无所事事的演员在其工资名单上;主要的是每个人都在上面,从中拿钱。这样的国家比那位捷克-加利福利亚哲学教授更知道在知识界和精神领域隐伏着巨大危机,它知道通过荒谬的慷慨来首先安慰谁。国家的这种做法越来越失灵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扔下了大把的贿赂、奖金和头衔,艺术家们还是首先起来造反。

 

  喜欢记住从前的社会保障的艺术家们恋旧的抱怨并不能使我动摇。文化必须——至少部分地——知道如何自己寻找出路。其中许多必须通过免税、基金会、发展资金等诸如此类的途径获得经费,也就是说,寻找适合她自身的多元化和自由的途径。艺术和科学的资金来源越多样化,这些领域中便越有竞争性并面貌纷呈。国家将以某种适度的、经过公开调查和深思熟虑的方式,支持某些文化方面的事情,如真正具有民族个性和代表这片土地上文明传统的东西,它们不可能通过市场途径来保存。我想到的是那些遗址(不可能通过将其变成一个旅馆来保证每一个城堡的维修,也不可能指望旧贵族们为维护家族荣耀而回来维修它们)、图书馆、博物馆、公共档案馆等这些机构,实际上它们今天已处于令人吃惊的失修状态(况且前“遗忘的政权”故意毁坏这些有关我们过去的重要见证)。此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难以想象大教堂或一般的教堂将有办法恢复所有小礼拜堂、修道院和其他教会建筑,在过去40年内,它们已遭到破坏,它们是整个国家文化保护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大教堂的顶端。

 

  我提到所有这些只是开个头,而我主要的论点并不在此。我视之为十分重要的我们和文化的关系不仅指它作为许多人类活动当中的一种,而且包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每一件事情的文化”方面,即人们行为方式的普遍水准。我主要是把它看作人民之间的联系方式,即存在于强者和弱者之间、健康的人和病弱的人之间、年轻的和年长的之间、成年人和孩子之间、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官员和士兵之间、警察和公民之间等的联系方式。

 

  除此之外,我还想到了这样一些联系的本质:人们与自然、与动物、与空气、与风景、与乡镇、与花园、与他们的家——房屋和建筑的文化,公共娱乐设施,大企业和小商店的文化,工作和广告的文化以及时尚、举止、消遣的文化等等。

 

  更进一步,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一个法律方面的、政治的和管理的文化,没有国家和公民之间联系的文化,便是难以想像的。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这个地区已经达到了当时西方民主繁荣的同等水平,如果不说是更高的话。我知道普遍文化水准、公民习惯举止水平的灾难性衰退,是和我们经济上的衰退联系在一起,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甚至可以说是经济衰退的一个结果。然而,它比经济衰退所能引起的更使我震惊。它更显而易见,比物质上的东西更能对一个人产生冲击。作为一个公民,我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我去一个小酒店里面,顾客们互相吵闹而侍者冲我举止粗鲁,这比我不能支付每天去那里费用更使我烦恼。同时,到处寻不见漂亮的房子引起的恼怒,也不亚于一个人不能支付一个家庭房费的困扰。

 

  也许我想说的事情其实一目了然:不管恢复经济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但远远不是我们所面临的唯一任务。为了提高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文化水准而做的每一件事完全同样重要。它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地在任何地方展开。我们必须为提高普遍的文化水准制定规模广泛的纲领。我们不能等到富起来了,才做这件事,我们可以立即着手,甚至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从来不相信只有付更高的报酬,一个护士才会对病人更加周到,不相信只有一套昂贵的住房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不相信只有一个富有的商人会才对他的顾客更加殷勤和在室外弄出一个漂亮的招牌,以及只有一个富裕的农民才可能好好对待他的牲畜。我将把话说得更远一点,在许多方面,诸如供求文化、贸易和企业文化,它们完全与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有关。

 

  我愿意做我可能做的每一件事,致力于旨在提高普遍的教养水平的事业,或者至少尽力表达我在这方面的个人兴趣,这样去做不论身为总统还是其他。我感到这是我的政治理念——作为道德实践和更高责任的组成部分和逻辑结果。归根结底,对于公民和身为公民的政治家来说,还有什么比力图使生活更愉快、更有趣、更加多样化和更具有承受能力值得关注?虽然我在这里谈论我的政治——或更确切地说,我的文明——纲领,有关我希望为之斗争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理想,这并不是说,我想在一天之内实现它们,要弄出一个地上的天堂,人们之间相亲相爱,每一个人努力工作,举止良好,有善心,这片土地上果实累累,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妙和光明的,一切如令上帝称心如意的那样和谐地运行,——根本不是这回事。恰恰相反,邪恶仍然存在,没有人能够消除人类苦难,政治竞争场也只是吸引那些不负责任的野心家,投机分子和骗子。总有人不停地去破坏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抱任何幻想。

 

  不管是我还是任何人,都不会一劳永逸地赢得这场战争。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只能赢一两个战役。但是我仍然认为持续地进行这场战争是有意义的。它已经进行了数个世纪,并且还将进行下去。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这样做,因为它是适合去做的那种事情。或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上帝需要我们这样做。这是一场永久、没有终结的斗争,不只是好人(我把自己或多或少算在内)反对坏人,它实际上发生于每个人的内部。它使得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使得生活成为生活。

 

  因此,任何宣称我是一个梦想家、指望把地狱变成天堂的人都是不正确的。我很少有幻想。但是我感到有一种责任,为我所认为好的和正确的工作。我不知道我能否改善某些事情还是不能。这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但有一件事情我不相信:为一个好的事业努力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正在建设新的国家。命运将我安排在一个位置上,比起其他我的同胞,某种程度上我更能影响这个进程。因此,请允许我谈论这个国家未来的形象,说出它引导我的前景,或者说,从我理解的政治中自然得出的前景。

 

  也许我们都同意我们想要一个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国家,一个民主的(政治上多元化的)、和平的、有着繁荣的市场经济的国家。有人坚持这个国家仍应是社会公正的。另外有人从社会主义的残余的角度来理解它因而加以反对。他们反对“社会公正”这个概念,说它含糊不清,因而等于什么也没说,并且一种运作中的市场经济永远不可能保证任何真正的社会公正,他们指出人们的勤劳、才能程度不一,甚至还有运气不等(这是最后的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因此显而易见,社会平均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是市场经济本质上不可能提供的东西。进一步说,强迫市场这样去做也是非常不道德的(我们从前的经验足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有着立法机构、可以制定预算的民主国家,却不可能去追求某种社会公平,诸如通过抚恤、养老政策、税务政策、以及资助失业者,补贴公共事务方面的雇员、帮助年老的独居者和健康有问题的人以及因为各种原因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每一个文明的国家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成功标准提出那个地区合理可行的政策,甚至连那些热情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也不可能在原则上加以反对。说到底,这是一个术语上的而不是信念上的冲突。

 

  出于整体的考虑,我再三重复这些基本的、自明的、毋宁说是普遍事实的东西。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另外一些方面,那些在某种程度尚未明了东西,因而也更少被说起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更不重要——因为它们给予被认为是自明的每件事情以合法性和可能性。

 

  我相信如果不同时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智慧的、精神上的和文化的国家(姑且不在乎这样说,在一个政治科学家听起来是多么地不科学),那么我们也将不可能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某种人性的和社会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和自由及人权。例如,如果一项法律没有人去尊敬它、捍卫它和试图负有责任地执行它,它有何益处可言?仅仅是一张空文罢了。如果投票人只能在更大的和更小的恶棍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举还有什么用?如果的确有一个广泛的政治上的多党制,但其中没有一个政党从根本上拥有普遍的社会影响,它又有什么意义?没有一种国家(即一种宪法的、法律的政治制度)是超出历史的时间和社会空间之外的东西。这不是某些聪明专家的技术发明,像计算机和电话机那样。相反,每个国家,都生长于特殊的精神和文化传统,这些东西给国家注入实质和给出其意义。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相同的一点上来:没有共同拥有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它们全部是人类精神的产品,所有机构应假定和承担人类精神需要它们为其服务,这些机构应尊重人类精神的产品,所有机构应假定和承担人类精神,信任和保护她,理解她的意义和愿望,必要的话,可以为之斗争和为之牺牲。

 

  我将再次运用法律作为例子。法律无疑是正义的一个工具,但是如果没有人负责任地使用它,它也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从我们自己的近期经验中,我们太了解即使是一条正当的法律,如果落在一个肆无忌惮的人手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景,以及肆无忌惮的人如何轻易地运用民主制度而引进专制和暴力。法律和其他民主制度,如果不是掌握在有勇气的正派人手中来反对某些人的滥用,将变得自身难保。显然这些机构可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人性,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创造出来而我们现在仍在建设它们的理由。但如果想要它们保护我们的话,首先我们必须保护它们。

 

  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围绕着有关国家建设技术性方面的混乱临时的活动,对于让我们偶而记起国家的含义也许不无裨益,即国家必须保持真正的人性,换句话说,国家必须是有精神、有灵魂和有道德的。

 

  我们并不存在一套简单的命令或指示。仅仅通过一种政体或者法律及指令是不能建成一个有道德、有精神的国家的,这只有通过包含教育和自我教育在内的长期复杂、永无终结的工作来进行。所需要的是富有生气地和有责任感地考虑每个政治步骤及每个决定,是持久地强调道德立场和道德判断;是继续自我检查和自我分析;是一再地重新考虑我们应优先考虑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可以简单地宣称和表白的某种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切实地去做,要求我们将道德和精神的动机引进每一件事当中,寻找所有事物当中的人性尺度。科学、技术、各种专业知识、专家主义并不是全部。某些东西是更必需的。简单地说,可以称之为精神,或情感,或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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