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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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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王佳郝婷婷   伊斯兰人文学术整理  2006-1-7

 

    摘要:洛文塔尔既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捍卫者,同时又与之保持着矜持的距离。他把批判理论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但更多地是将之作为“一种视角,一种面对所有文化现象所采取的普通的、批判的、基本的态度”来看待的。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研究是在社会学的视域中展开的。他尽量避免对大众文化做出任何价值判断,而是更注重从较为客观角度分析大众文化的出现、发展历程,以及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关键词:洛文塔尔 大众文化 批判理论 文学社会学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of Leo Löwenthal

     Written by Wang Jia and Hao Tingting

    

     (Research Center of Literature The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eking 100875, P.R.China )

     【Abstract】Leo Löwenthal is the defender of Critical Theory of Frankfurt School, and simultaneously he is also keep away from it. He considers Critical Theory as “an angle of view, a common, critical, and basic attitude in the face of all the cultural phenomena”, more than a kind of “Ideological Criticism”. Leo Löwenthal’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is developed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ical studies. He avoids to make any value judgment in popular culture by all means, and h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analysis how mass culture appears and how it develops, an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in a more impersonal angle.

     【Key Word】Löwenthal popular culture Crit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literature

    

     早在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就开始关注大众文化现象,并将之作为文化批判的重点之一。列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是其中惟一一位将大众文化研究作为志业,并发展出一整套关于大众文化体系的思想家。他对大众文化的根本态度和研究思路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理论家的观点相比独具特色。

    

     收稿日期:2005-10-09

     作者简介: 王佳(1981- ),女,河南郑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郝婷婷(1980- ),女,山东青岛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 批判理论:捍卫与动摇

     批判理论又称“社会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坚守的理论传统。洛文塔尔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核心成员之一,也用自己的理论实践捍卫着批判理论的传统。他的思考深深植根于批判理论的框架之中,并对批判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有所贡献;然而他的理论实践表现出的倾向也非常明显。对洛文塔尔来说,思考可能存在的事情常常意味着思考被限制在当下情境之中,当然不再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事物。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洛文塔尔既是批判理论的捍卫者,同时又与批判理论保持着矜持的距离。对于批判理论应当如何理解?这是理解洛文塔尔大众文化思想的重要学术背景。

     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理论而闻名于世。1930年霍克海默接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职务,作了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说,要求将哲学同社会学结合起来,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对哲学概念进行社会学批判,对社会学概念进行哲学批判。此后,他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和马尔库塞的《哲学和批判理论》为社会研究所重新确定了研究方向,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纲领。

     在霍克海默看来,社会哲学不仅仅是一门寻找无可移易的真理的科学,还应该理解为一种由经验工作补充和丰富的唯物主义理论。 “批判理论不仅仅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后代,而是哲学本身的传人,它不仅仅是人类当下需求和力量的世界之历史性努力的根本成分。无论批判理论与具体科学(批判理论必须尊重这些科学的发展,还依靠这些科学在近几十年来发挥了解放性和激动人心的影响)之间的相互联系多么广泛,该理论的目的绝非仅仅是增长知识本身。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此外,马尔库塞还更加强调批判理论具有的乌托邦气质。美国哲学家凯尔纳(Douglas Kellner)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升了批判理论的意义。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批判理论试图建构一种系统的、综合的社会理论来面对当时关键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至少,批判理论的一些形式是对相关的政治理论进行关注和对受压迫、被统治的人们的解放予以关心的产物。因此,批判理论可以被看成是对统治的批判,是一种解放的理论。”

     据此理解,批判理论大致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在思想层面上,指的是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学批判;在社会层面上,强调的是社会批判,即大众文化批判;在国家层面上,侧重于意识形态批判,即政党意识形态和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这三者相互照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众文化理论可以看作是批判理论的思维方式的延伸,一种具体的实践形式。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理论家的理论实践都秉承了批判理论的思路。霍克海默倡导和坚守批判理论,把它运用到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中;阿多诺专注于大众文化研究,他以文化批判的视角对“文化的商品拜物教”进行严厉批判;马尔库塞在60年代开始的对大众文化的猛烈批判也显示他对批判理论传统的捍卫。

     相较之下,洛文塔尔对批判理论的态度就显得低调得多,他把批判理论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但更多地把批判理论作为“一种视角(perspective),一种面对所有文化现象所采取的普通的、批判的、基本的态度。” 因此,当洛文塔尔具体运用批判理论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两种趋向:当他将目光投向现实,批判理论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层面发挥作用,此时的批判理论是霍克海默意义上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逊(Knut Hamsun)作品的分析。他明确指出,汉姆逊“在作品中暗示了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在他所有的小说中,都预示着纳粹意识形态。他拒斥现代城市工业社会及其带来的所有挫折和责任。他的解决方式是回归自然,臣服于一种超越人类的力量,并将之同对‘血液、种族、土地’的崇拜结合在一起。这些价值观最后引导他走向了纳粹运动。” 然而,当洛文塔尔沉浸在对大众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之中时,批判理论又内化为文学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视角。

     1961年,当洛文塔尔把自己的有关大众文化的文章结集出版时,在序言中提出了他对大众文化的一些疑问。首先,洛文塔尔对通常认为艺术=洞察力=精英,大众文化=娱乐=大众的观念是否成立提出质疑,他认为,在这两类标准之间是有着交叉点的,所以不应当把纯艺术和大众文化泾渭分明地区分开,而且近代以来出现的很多文化现象都无法完全依照这个标准加以区分。接着,洛文塔尔还提出艺术是否能够与大众文化相互转化,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二者能够相互转化的问题。他认为两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也就不能把它们严格地区分开。随后,洛文塔尔提出,是否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异会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大的问题。洛文塔尔充分认识到了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和艺术的传承和生存的重要意义。最后,洛文塔尔认为,对于艺术和大众文化不一定要采用统一的评判标准,他强调的是现代的文化产品对大众的心理的作用。

     由此不难看出,洛文塔尔的这些关于大众文化的疑问与霍克海默、阿多诺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批判形成了思想上的碰撞。他一方面坚守着批判理论的传统,一方面却又在具体的研究中对批判理论产生了怀疑。为何洛文塔尔对批判理论的态度如此暧昧?本文认为,这是与他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分的。当批判理论与文学社会学研究狭路相逢,研究方法对批判理论的性质变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 社会学视域中的大众文化

     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研究 是在社会学的视域中展开的。他尽量避免对大众文化做出任何价值判断,而是更注重从较为客观角度分析大众文化的出现、发展历程,以及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洛文塔尔在《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中展望了通俗文化发展的历史,以及围绕通俗文化展开的论争的历史。他发现,尽管学院界与文化界对大众文化的兴起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二者本质上都是从道德的角度对大众文化做出评价。进而洛文塔尔指出,在蒙田和帕斯卡的世纪,不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态度来阐释这种新现象,而这种态度就是“社会学的”。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蒙田的精神,即悬置道德评价,不动感情地研究新出现的现象或观念。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是现代社会学的先驱之一,他在1853年就用这种方法分析了通俗文化的现象以及它和文学艺术的关系。他并没有评价大众文化的好与坏,只是认为,所谓的艺术的更高级的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找不到适合生存的土壤的,因为人们热衷于政治或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念头去考虑选择什么样的艺术形式作为娱乐的方式更好。托克维尔认为大众文化的产生是有时代的必然性的,对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也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观点中有非常悲观的一面,认为在这个时代,作者只是商业文明的一个微小的组成部分,他们创作出来的大众文化产品根本无需通过知识、艺术、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后来,著名的社会学家丹纳(Hippolyte Taine)又在他的五卷本的著作《英国文学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中详细评论了作家和大众之间的关系。他并没有把纯粹的艺术与大众所接受的艺术之间的差别看得那么重要,而且丹纳还认为英国批评家不应该总是从道德的角度而不考虑人们的情感和接受能力进行评价,否则得出的对文学的看法就太过实用了。进入20世纪,关于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讨论事实上是以尼采(Nietzsche)和马克思(Karl Max)的思想为代表的两种思潮为中心的。他们都对当代的政治和文明持否定的态度,尼采和他的学生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更为激进,甚至到了否定当时的一切文学作品的地步。马克思仍然站在传统的人文主义立场上,区分了真正的艺术家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御用文人。

     由此洛文塔尔相信,秉持一种超然的科学精神来探讨大众文化这种现象,能够得出较为公允的看法。他的这种态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已经拉开了一段相当大的距离。

     在深入历史的同时,洛文塔尔还重视把通俗文化流行的现象与当下社会结合起来考察(这从他的经典之作——对20世纪初至40年代美国杂志中的传记进行的社会学分析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历史的纬度意味着只有将通俗文化还原当时特定的历史事实中才能得出准确的理解,现实的纬度意味着只有将通俗文化置于活生生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氛围中才能作出精微的判断。兼顾历史感与现实感,洛文塔尔看待大众文化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理论家有了不同的见解。

     与洛文塔尔一样,本雅明的论著中也体现出深沉的历史感,这从他对19世纪的巴黎的理解和研究可以深深感受到。或许正是这种历史感使得本雅明无法摆脱对于经典的依恋,对于“光韵”(Aura)的赞美,他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也因此格外宽容。阿多诺则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关注在美国发达的大众文化现象,批判矛头直指“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他的大众文化理论折射出强烈的现实纬度。然而缺乏历史感,使阿多诺的批判往往是结论在先,充满了雄辩的语言,却欠缺有说服力的事实佐证。在一定程度上,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研究思路对于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是不可缺少的补充。

     洛文塔尔研究大众文化,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大众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通过这样的细致的考察,从根本上弥补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论上的不足;他还从大众心理、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发行、大众的反应等角度分析了大众文化的作用和效果,这样考察的结果就更能显示出某种客观性和辨证性;受到美国的经验主义方法影响,洛文塔尔的研究很好地结合了批判理论和经验主义,这使得他在后期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他没有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那样全面否定大众文化,也不像本雅明那样对大众文化持乐观的态度。洛文塔尔从大众心理学和大众接受的角度,既看到了大众文化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和一定的积极性,也看到了权威主义是如何利用大众文化微妙地控制和压抑大众;他也从大众文化的传播的角度,看到了社会发行集团是如何控制和影响人们的欣赏趣味的形成。

     洛文塔尔对社会历史考察纬度使得他的研究具有客观性和说服力,而批判理论与经验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得他的研究具有辨证的意义,可以说,洛文塔尔的独具特色的大众文化思想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开了他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观就是不完整的。

     三、 大众文化:诞生与论争

     洛文塔尔追溯了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他选取的16世纪和17世纪的代表是蒙田(M.Montaigne)和帕斯卡(B.Pascal),他们二人对娱乐在哲学和社会学上的功能的论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生活在由中世纪的宗法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转变的重要时期,当个人的宗教信仰随着神学的崩溃而丧失,人们完全失去了宗教的保护而置身于各种社会的现实压力之下。蒙田和帕斯卡都希望能找到一种哲学来代替宗教与封建权威管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感情生活。但他们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蒙田关注人如何调节自己以适应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帕斯卡尔关注的则是,人在深刻变革的时期,面对他所受的各种诱惑,如何能使他的灵魂得到救赎。”

     蒙田首先认识到,中世纪的时代标准的崩溃所引发的经济上、社会上、精神上的动荡与不确定使得人们的内心遭受到痛苦,因而导致他们希望从巨大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于是人们开始寻找逃避痛苦的消遣和途径。他们认为,大自然可以人的灵魂得到平静,艺术(尤其是精美的艺术)也是逃避痛苦的工具。蒙田在此还分析了艺术的层次问题,他认为民间艺术与高雅艺术有着许多形式上的共同点,二者都是真实的,都是美的表达;还有一些介于二者之间、既达不到高雅艺术的水准又看不起民间艺术的“平庸产物”,它们正是大众文化的前身。蒙田一方面从道德的角度贬斥了那种平庸的娱乐形式,同时也肯定了娱乐对人们缓解精神压力的作用。

     后来,帕斯卡注意到了蒙田的论题,在他著名的《沉思录》中进行了相关的思考。帕斯卡也同意蒙田关于人们需要娱乐和消遣的观点,但是他认为,蒙田把人们的这种欲望合理化了,事实上这种对于现实的逃避在某种意义上是应该加以反对的。当人们逃向娱乐和消遣时,他们就被驱使着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内心世界,无法沉思冥想,于是距离自我拯救越来越远。人们越来越轻浮,他们根本不愿意去考虑令人烦恼的问题,而只是满足于卑微的快乐。在所有的娱乐形式中,戏剧是最危险的,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帕斯卡对娱乐(包括了艺术的形式)的批评已经涉及到现代的大众文化批评的重要论题,即娱乐会毁掉个体的思想性、独特性、创造性,因而使人无法追求更高的道德和理想的目标。

     以蒙田和帕斯卡为代表,实际上形成了最初的关于大众文化的观念的对立,这种对立一直延续到今天。一方是仁慈的大众媒体分析专家,认为娱乐有积极的意义,就像现代的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们那样;另一方是毫不妥协的社会批评家,他们认为正是大众文化造成了人的彻底失败,突出的代表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

     接着来看17世纪~18世纪的情况。在这一时期,出现一个有关大众文化的新的问题,即艺术家与大众之间是什么关系。洛文塔尔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和歌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浮士德》开头的舞台序幕中,歌德提出问题:戏剧是应当像经理说的那样,完全适应大众的口味进行表演,还是应该坚持诗人的看法,去追求真正的艺术。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歌德敏锐地注意到了商业的因素对于艺术家的创作和观众的欣赏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已经不同于蒙田和帕斯卡着眼于宗教和道德的考虑来看待大众的娱乐了。歌德坚持捍卫高雅艺术的纯洁性时,也不是出于宗教和道德价值的考虑,而是由艺术家的天生的使命所驱使。

     随后,席勒严肃地批判了低劣的艺术作品,他认为,低劣的艺术作品延缓了人们的思想,对于读者的作用是消极的。他还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大众传媒的危险:它们会为各种新颖的形式创造提供宣传,从而排挤和压制具有创造性和道德价值的思想。尽管有这样的担忧,席勒还是乐观地看待这些现象,他相信通过真正美的艺术和体验,人们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

     最后,洛文塔尔讨论了19世纪英国的批评家。与德国的批评家在理论上将大众文化的潮流看作令人担忧的事情的情况有所不同,英国的大众文化批评家们尽管也从审美的角度否定大众文化,但是他们更倾向于把大众文化放在一个社会的整体中进行理解,艺术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它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影响,因而大众文化的潮流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洛文塔尔选取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瓦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威廉•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等几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作为代表进行评述。

     马修•阿诺德关注得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而非审美方面的价值。对于工业化的蔓延对文化的毁灭性影响,阿诺德十分担忧。他认为,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真实的艺术作为人们精神的乌托邦的角色更显得重要了。阿诺德把游戏、体育运动和大众传媒都视为远离“真实生活的实质”(the true essence of life)的表现;对专门生产低俗文学的作家进行大力抨击,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正是在走向文化的反面。瓦尔特•白哲特站在贵族的立场上反对大众文化,他看到了英国越来越倾向于追求肤浅的时尚、崇拜金钱和成功,越来越远离哲学,如果再加上政治上和商业上的压力和推波助澜,英国贵族政体的价值就会彻底迷失。白哲特的焦虑最引人深思,他第一次把大众文化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考虑,对于后来的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赫兹利特对通俗文化的批判是,他认为一个人是不是艺术家并不仅仅取决于他是否有文学的造诣,而且还和他的身份、地位、财产等等有关,他必须代表某个群体的价值标准;大众没有什么分辨能力和欣赏品味、只会盲目追求时尚。L•亨特(Leigh Hunt)的根本关注点与赫兹利特非常一致。

     与这些反对的声音相对,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诗人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一直坚持写作通俗小说,并且为它辩护。司各特把写作通俗小说看成是一种正当的生意,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高雅的趣味,而是为大众服务并获得报酬。司各特还提倡建设一种对社会事业“有用的”文学;认为不同的阶级应该从不同类型的艺术产品中得到乐趣;当大众艺术的流行对本阶级的价值标准构成威胁时,司各特含蓄地不再讨论维持和建立艺术标准的问题了,而是提出应该由读者的喜好作为判断艺术好与坏的标准。

     洛文塔尔还以在英国有深刻的影响力的杂志《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作为对象进行考察。这份杂志创刊于1802年,在19世纪的英国很受欢迎,在这份杂志中可以找到关于大众文化的争论意见的丰富材料。洛文塔尔列举了一些实例,比如对于报纸的作用的争论,对于戏剧的状况的批判性的看法,还有对法国的一本重要的通俗文化出版物的评论。从以上的考察中,洛文塔尔认为,贯穿整个19世纪,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很好地反映在《爱丁堡评论》之中。大众文化的发展势头仍在继续,公众仍然在继续购买畅销读物,同时,文化界的精英人物仍然捍卫高雅文化的立场,并且在理论界的争论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与这种立场不同,也有不少人提倡保护为了大众而写作的艺术和来自大众的艺术。他们对高雅文化的支持者提出了挑战。

     通过对通俗文化论争史的回顾,洛文塔尔注意到,批评家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几乎都是否定的。大多数的批评家都是从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出发维护高雅的艺术形式,他们把高雅的艺术看作是高于大众文化的,它不像后者那样供人们消遣和逃避,它处于更高的层次。于是有人对高雅艺术的内容、功能和价值提出置疑。有人“为艺术而艺术”;有人提倡好的艺术具有教育的功能;有人号召一种平民主义运动,创造一种为大众所有、为大众服务的艺术;有人认为通俗艺术也可以跻身高雅艺术的殿堂;还有人研究了电影、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可能会对人们的精神、心理、能力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总体而言,洛文塔尔认为,这些争论或许会阐明一些问题,但是在争论中使用的很多概念都非常模糊,讨论也没有在同一个问题或层面上展开,因而显得非常混乱。于是,洛文塔尔指出,只有在一种新的批评体系的统照下,才有可能使关于大众文化的争论继续下去并真正具有意义。

     四、 大众偶像的胜利

     洛文塔尔不仅对大众文化的论证史寻根溯源,为大众文化的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他还对发生在当下的文化现象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洛文塔尔尝试在批判理论之下运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对美国的杂志传记做详细的研究。他追溯了美国畅销杂志封面人物的历史演变,发现世纪初的公众崇拜对象成功企业家——生产偶像的代表——已让位给娱乐明星和体育健将——消费偶像的代表,而以往的生产创业模范如今纷纷披上了消费广告的花哨外衣。这篇传记研究收入《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第四章,题为《大众偶像的胜利》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文本之一。

     在本文前面的部分已经提到了洛文塔尔关于大众文化的思考。进入20世纪,大众媒介的发展速度可谓日新月异,已经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区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了,因而对于当代的文化现象应该换一种方式进行分类研究。洛文塔尔对美国杂志传记(1901年~1941年)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尝试。

     在考察了1901年~1941年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煤矿工人报》上的传记文章后,洛文塔尔把传记文学按照主人公所属的领域的不同分为三类:政治领域、商业领域以及其他的专业领域、娱乐界。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在20世纪的前20年中,人物传记的主角集中在生产领域,他们基本上来自于工业、商业、自然科学领域,没有一个来自体育界,很少人是艺术家或娱乐界人士。洛文塔尔把他们称作“生产偶像”,认为他们可以给读者以一种榜样的力量,使人们相信,只要通过个人的奋斗,就可以从社会的底层跻身于上流社会。40年代的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娱乐界和体育界人士开始成为流行杂志传记的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纪初有四分之三的娱乐人物是严肃艺术家和作家,但是这个群体在20年代减少到一半,在今天已经趋于完全消失。洛文塔尔将这些人物称作“消费偶像”。从生产偶像到消费偶像的转变,表明消费已经取代生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关注的中心,消费在现代社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接着,洛文塔尔从四个层次对消费偶像的特征作了详细地分析。在第一个层面上,即主角的社会学情况上,洛文塔尔发现,杂志传记非常热衷于描述他们的私生活、消费习惯和娱乐爱好。例如,在讲述克拉克•盖博的事迹时,人们也能了解到许多有关其祖先的事;电影演员克里斯•马丁“不吸纸烟也不抽雪茄”等等。这就代表着人们不再渴望找寻有才能的领导者,而是把目光聚焦在日常的消遣上。在第二、三层面上,即主人公的心理状况和成长的经历,洛文塔尔认为传记描述的主人公是因为偶然的因素获得成功的,从他们的成长经历中丝毫看不出日后成功的影子。洛文塔尔在此引用了霍克海默在一篇论当代人的文章中的一段话:“发展已经取消了存在”。他评论从儿童时代马上转入成年生活时,说“儿童从他一旦能走路就长大了,而长大后原则上总是保持同一模样” ,听起来就像是在评论传记主人公。他们的童年时代既不是个性特征的史前阶段和关键,也不是转入成人舞台和成年的丰富多样性形成的阶段,只是缩小的成人版本。因此,他们的成功经历不能像前期的人物那样对人们起到教育和示范的作用。在第四个层面上,即对杂志在描述主人公时所使用的语言的分析上,洛文塔尔认为,这种语言最大的特征就是“对最高级的运用”。而当件事都被写成独特的、从未听说过的和杰出的,也就没有什么事是独特的、从未听说过的和杰出的,这样就使得所有的事情都平庸化了。

     最后,洛文塔尔对传记的社会效果作了评价,他认为这种流行传记否定了读者希望获得对人的理解和对历史的了解的愿望,纯粹是一个花招。传记文学从叙述的模式到叙述的语言都是同一的、重复的,不同的只是时常变换的名字罢了。洛文塔尔对此发表了尖锐的批判,但是他的态度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理论家来说,还是相当温和的,他考虑到了大众的心理需求,认为这种以重复为特征的娱乐作为工作之余的一种调剂是有其合理性的。

     由洛文塔尔的分析可以看出,面目冷酷的垄断资本已经意识到一种新式英雄崇拜的历史需要,因而竭力推行以“虚假个性”为特征的文化明星制度。结果“乍看起来无甚大害的消遣消费气氛,一经仔细观察,立即呈现出一种心理恐怖统治,在其掩护下,早已削弱的个人存在遭受到极端虚假个性的沉重打击。”

     五、 结语

     以上讨论了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研究思路。洛文塔尔贯彻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从历史的纬度和现实的纬度对大众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历史效果进行了社会学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他的大众文化研究思路对哈贝马斯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突破大众文化批判仅仅局限于价值判断的做法提供了新的研究类型。美国学者Hanno Hardt曾经这样概括他的学术活动:“洛文塔尔对于当代大众文化的社会理论关注的贡献在于,他合理地建立起了历史阐释方法的地位,并通过社会、政治和技术批判将人文关怀扩展到了大众文学领域。” 他很好地概括了洛文塔尔在文化社会学和大众文化的论争史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以及他对大众文化的历史语境的阐释的建立的独特贡献。今天,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他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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