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之源

Languages
  1. home

  2. article

  3. 清代回族的分布

清代回族的分布

Rate this post
清代回族的分布
 
回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回族人口为981.68万人(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回族人口待查)。他们遍布全国,以大散小聚为分布特点,尤以与汉族相杂处的面大。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西北的新、青、甘、宁、陕五省为回族第一大分布区,河南是第二大分布区,云南居分布区的第三位,这种分布区的形成,是由多种历史因素促成的。元以前的“回回人”,分布在中国沿海城市和各代的京畿。元代回回人分布的特点是由中亚返回东方故土,随元军的统一中国而遍布全国各地,“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此“中原”概指整个中国而言,元代回回人的分布呈现着大散的局面。明代各地有大批的回回村落出现,是回回人发展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回回人迁徙的活动量较大。清代各城厢街道有回回人生活的地方,各地有回回的自然村落,并普遍地修建了清真寺,这标志着回族大散小聚分布特点的定型化。西北和西南地区又进行了分布区的再调整,伊斯兰教在形成大散小聚的典型分布状态中起了维系和纽带作用;而一些专业性的行业作坊,对回族的分布则起了一定的凝聚力作用,清真寺是凝聚力的标志。
元以前的“回回人”分布的路线是沿古老的“丝绸之路”的主干线而定居在长安、开封等几个中心点上,唐中叶以后是取道海路而定居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沿运河西上在开封、长安等地和从陆路来的“回回人”汇合。元代回回人的移向是随元的进军路线由西北向东南。明代是由东南向西南。清代是由西北向东北、内地和西南,又由西南流入缅甸或从西南又返入西北。这一不规则的移向,是和回回的求生存、寻妥稳固的立足点有直接关系的,商业是促使迁徙的重要条件之一。
清代,在内地、沿海和其他大城市中出现了较多的回族聚居点。如广西的柳州,从明中叶以后,由于扬州在交通位置上的重要,回民来此经商和定居者日益增多。柳州潭中路回教礼拜堂存有邓尚义、杨青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共立的碑,云:“柳郡在前明时,(回)民人烟寥寥。迨我朝(清)仁育百余年,生齿日繁,至二百余户。”这二百余户,每户以五口约计,则达千人以上。他们大都分居住在柳州的东门外的商业区,这里是去柳江以达桂林的水陆交叉点。鹧鸪台清真寺,是回民商人为了商业上的需要而建立在回民聚居区内的,它提供了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柳州的回民,一来于桂林,因桂林在明代已为回民一大聚居区;第二个来源,与清康熙年间陕西固原人马雄之宦游柳州有关。据《平定三朔方略》载:马雄于康熙年间任广西提督,驻军柳州,他的部队中大都皆陕西回民。
长江三角洲及其附近的上海、南京、扬州、镇江等地向为回回分布较多之地。道光年间,南京已有四十八座清真寺(南京和西安皆清代译著伊斯兰教书籍的名城),有些回回从事传统的珠宝、医药业。苏州制头面业的回民手工业者已有相当多的个体手工劳动者聚居在回民聚居区的坊间。清代回民的皮毛业,在全国已有了专业性的集散地,如河南的周口,开封的朱仙镇,孟县的桑坡,山东的济宁,陕西的王阁村、羌白镇,甘肃的兰州和宁夏的石嘴山。清代西口和北口皮货,皆为回民皮毛商所经营,开封的皮渠、家庙街,孟县的桑坡都有回民聚居的熟皮作坊。
扬州素为回回人分布最早的地区之一,镇江是元代回回人分布较早也较多的地方。史可法守扬州,回民与汉族战士军民,投入了抗清斗争的巨流中,“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皆流有回民的鲜血。清代的回民已不是纯以经商而分布各地,他们已被卷入了当时当地的革命斗争中去。这一传统,在以后的求生存斗争中得到了发扬和光大。

河南地处中原,在水路交通中南有长江,东有南北大运河,内有黄河,这三大干线和河南省内的河流相汇,在沿各河流的两岸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回民村庄。河南省内一百多个县、市中,清代大都有了回民的分布。清代回民在河南建了六、七百座清真寺,这是由于经商而移居来的回民建的;清咸、同年间,又有不少陕西人,因起义失败而逃到河南。如开封市中心古楼南善义堂清真寺,是陕西“马客伙”的回民建立的,他们是“因避秦乱”,以贩马为业,遂集体落籍开封,他们当年在汴新辟的小聚居点,今天其后裔以白、吴、苏、马为大姓,仍住在原区域,清真寺仍屹立原处。开封古柚马豫兴鸡鸭店的马家系来自金陵(南京)。还有自北京、天津、沧州、保定、山东、甘肃、安徽等地来河南经商而落籍的。山东济宁市和马海沙地方的皮毛业中的手工业者徙移河南,在豫北一带定居,在当地仍从事皮毛业。也有河南人因经商而流落外省的,如河南孟县桑坡回民,因贩卖皮货和制革而迁到甘肃平凉市,因迁去的人数众多,自成村落,人称为西桑坡或新桑坡,以示自河南迁去。从明末到清代,河南全省的清真寺已在农村普遍建立起来,回民村庄的普遍建寺是清代河南回族分布的一大特点。
回族入居内蒙古始于元,《元史》记载毁上都回回寺,说明内蒙古已有聚族而绕寺聚居的点。回族大批入居内蒙,文献上有记载的是在清乾隆年间,新疆叶尔羌、喀什喀尔的回民随厄鲁特蒙古人来到呼和浩特、张家口一带,呼和浩特有回民三百多户。乾隆以后,包头地区也有回民定居。陕西长安、大荔等地因贩卖牲畜而迁居到呼和浩特是在雍正年间,从1960年在呼和浩特回民老坟地及1982年在黑土洼坟地发掘的回民坟墓碑中,均标名亡人是陕西人。乾隆时,有两次成批移居呼和浩特的回民一两千人,并有从新疆护送香妃进京的回民在返新疆途经呼和浩特,经批准定居呼和浩特城南八拜村落户,后移入旧城归化的。清同治年间,有陕、甘回民为了逃难而来到内蒙。清末,由于交通的发达,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皮毛商人来到内蒙的日益增多。整个清朝的三百年中,除了驻内蒙的回族士兵后来定居内蒙外,大都为流入的商人和难民。清末,呼和浩特约有回民三千人之多。乾隆年间曾在旧城北门外修建的清真寺,屡经重修,便是今天的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包头也有清代修建的清真寺。内蒙古的回民,清代以商业为主而兼营牧业和小手工业。
与内蒙古回民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是河北省孟村回民自治县,这里是去蒙古和入东北的一个交叉点和起点。孟村回民是明初永乐年间自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二郎岗迁来,主要有张、王、李、刘、尹、戴、马、回等姓,尹、戴、马、回定居于运河以西,张、王、李、刘定居于孟村一带。在清代,又从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等地因经商而陆续迁入了大批回民,以丁、常、吴、金、杨、韩、肖姓为多。自明永乐年间首建于孟村的砖木结构的清真寺以来,康熙年间由武术家丁发祥主持在丁庄子又建起规模更大的清真寺,孟村成为北方伊斯兰教文化活化的中心。清代曾出现了几位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为京、津和内蒙培养了不少经学学子。
清代,是回族迁居东北的繁盛时期。自明朝铁铉的后裔及其族人逃难山海关外,定居锦西郎君洞开始,清初,铁姓迁到沈阳的有铁福、铁仲、铁柱及铁范金,皆为清代显赫的军政官宦,其族人也繁衍发展。
据《沈阳县志》载,约在公元1633年(清皇太极崇德五年),在沈阳建清真南寺,云:“南寺清初教民铁率吾建”,回民围寺而居,形成了“回回营”回民聚居点。当时沈阳回族“户口两千余册,”并记有在清乾隆、嘉庆年间,东、北两座清真寺随回民的分布区又相继建成。清代,由于黄河泛滥,黄河两岸的回族灾民从山东、河北经锦州、义县、黑山来到沈阳,“回回营”聚居区又得到了扩大和发展。黑、洪、刘、沙、穆、白、马、代、回、常是早居沈阳的十大姓,后来冯、赵、杨、于、傅、张、李、王、吴、雷等姓相继投入。据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统计,沈阳有回族1,203户,7,357人,其中男4,368人,女2,989人。解放初期,沈阳的回族已达5222户,约有两万六千余口。
西南地区,清代回族的分布有了一定的调整,四川、贵州和云南各有其分布的特点。
四川,在康熙、乾隆年间,是外地回民入川的鼎盛时期。其中从云南入川经商的回民占最大的比例,四川的成都、重庆、宜宾等通都大邑,出现了不少回民聚居区,仅成都一城就有十座清真寺,其中鼓楼寺是明代中叶修建的以外,其余九座都是清代修建的。据调查,清末成都市有回民三千多户,约近两万人之众。这么多的回民,除了一大部分是各地经商来川定居的外,西昌、阆中、昭化、剑川、梓潼一带的回民,一来自云南大理,一来自陕西西安府烂泥沟,清代这些地区的回民是明洪武年间入川回回的后裔。
贵州现有回族九万人左右,皆聚居在沿水陆的交通线上的县市中,贵阳有三千人,安顺、平坝皆有回族的聚居区,平坝县有回民一千多人,并有清真寺四座。《安顺县志》说“清真古寺,在府城内团井巷口,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回人建。”清初,由于交通和商业的发达,贵州的矿藏的开采和伴随之而兴起的手工业的发展,不少回民进入安顺和贵阳。回族进入兴义地区和盘县特区的时间是在咸、同年间,而集中于镇宁和平坝等县。盘县大坡铺,咸丰年间已有了清真寺。今兴仁、安龙,普安等地的回民住户,系咸丰前不久从云南迁来。公元1858年贵州普安厅回民起义,失败后,回民迁居在平坝、镇宁、黔西、织金、毕节等县。
云南自元以来,是回回分布较多的地方。元代回回的分布与军事上的用兵和军事布署有关,也与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治理云南而众多回回部下随之入滇有关。在明代则与沐英入滇而回回人落籍云南有关,加上以商业、传教或其他关系而定居云南的回回,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人口发展很快,尤其昆明和大理一带成为回回较集中聚居之地。
清代回族的迁居云南,随军驻滇是徙居的因素之一。清雍正时,河北省献县回族人哈元生在云贵总督鄂尔泰下任寻沾营参将,后升云南提督。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改乌蒙土知府为昭通府,随哈元生军定居昭通的兵士多为回民。这在民国《昭通县志稿》中有记载。这是昭通一带。会泽、巧家、靖安、永丰、新街等地回回的分布与清初随哈军入滇有一定的关系。这一带的回民有来自河北的,还有来自四川的,这和乾隆时任云南昭通镇总兵的四川回族冶大雄入滇有关。云南腾越(今腾冲)的回族有的是随乾隆时任腾越镇总兵的四川新都回族许世亨任职时入滇有关。河北献县哈国兴任云南东川营参将时,其率部落籍东川一带。
自元以后,云南是回族一大聚居区。回族在云南虽多,但仍是少数民族。清初,昆明、安宁、玉溪、沙甸、大庄、海口等地已有回民。乾隆时期,以东都昭通为中心向南及附近发展为散在的聚居点,靖安、博禄、鲁甸、会泽、东川、曲靖和昆明这个大点已连成一条线。而西部以大理和巍山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永建、银江、丽江、鹤庆等地皆有回民聚居的地区,东西之间的中继点是楚雄这个大点。东部南北呈一条线形,而东南部的广通、剑川是回族制盐和矿产的聚居区。西部以大理、下关、巍山、保山呈三角形的分布区。线形和三角形之间是以楚雄作为桥梁的中转地,在全省形成大分散小聚居,并呈现为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杂居的状态。咸丰年间,“这武定城内,回族共有四十余户,分住在贾国村内,有二十余家是在参府守府衙门吃粮,这南北两街,回族也有几十户。”在武定城外,“大西村有一百余户,上古柏、汤巴哨、下古柏、山基、回子菁、和尚庄、猫街、勒外、枯不得、马家庄等村,每村或七八十户,或四五十户不等,连挨近之禄劝县属之拖梯村,不下一千数百户。考其历史,亦同汉族一样,是元明时代随军到滇,分住各处,已悉数百户,相安无事”。但,武定西村的三百多户回民到光绪年间,只剩十几家了,这是清官绅几次屠杀造成的。在腾越、缅宁,也是如此。“回民……世居缅宁……其村建有清真寺……回民有千余户。

在曲靖,回民分布在各村寨,也遭到清豪绅的洗劫。道光十九年、顺宁府猛缅有回民七百五十四户,三千多丁口,很多在云贵总督桂良屠刀下丧生,仅余的四百余口,被强制安插。腾越的回民逃到猛缅投靠顺宁、蒙化等聚居区。永昌府保山县幸存的回民三千余户被勒令迁居潞江西岸的乃官山。楚雄回民在石羊山矿争中的余众皆逃到澂江(和阳县)。经过一百多年,才达到原咸丰年间的户数,分布区大量减少,仅有八座清真寺。这说明了清官绅以诱杀回民的手段来抢夺回民的白牛厂、石羊厂两个矿藏的行径,回民为了争夺生存的权利,便在各地掀起反抗,其中以杜文秀这支义军为最大。清代陕西道监察御史陈庆松对咸同年间云南回民起义后的结居,有一段较公平的奏章:


滇省幅员辽阔,汉回杂处,臣查汉民质朴,耕种为生;回则善于经营,兼以贸易致富。永昌膏腴之地,多为回子所有,自平定后,将回子驱逐檄外,腴田尽予民人(汉民),臣以为汉回皆朝廷赤子,岂容过分畛域?”
陕滇回民起义皆是不平等待遇和为谋生存而共鸣的,是互为支援的。陕回入滇,滇回入陕,皆中经川、黔,这对清初回族的分布,是有一定影响的。
西北地区的甘肃、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向为回族分布较多之地。这里的回民在元军统一中国的战略部署中,先是处于元灭辽、灭西夏、灭金而统一北部中国的前线,后又成为元灭南宋最后完成统一中国的大后方,成为元的兵源和粮仓基地。西北地区是中亚回回人以中原为家的第一站,也是元朝配备到各地驻屯的回回人的基地,它是元、明、清三朝时期中国与中亚和南亚交通贸易的通道,是大批回回坐商和行商的转运点,也是西口和北口进行牲畜贸易和皮毛业的产地。几百年来,回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安家立业,繁衍生息,把西北生荒贫瘠之地开辟成可耕的熟田。清朝的官吏和豪绅们想把回民撵走以霸占他们的产业,便挑唆他们的打手,以拳头和刀枪对回民进行武力掠夺,引起械斗,回民受害告到官府,官府袒护行凶杀人放火的爪牙团练,引起回民的起义,事态越闹越大,各地连锁反应。清政府动员了军事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杀不完的强令迁徙到荒凉的地方。回族人民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不得不重新再分布。这就是清代西北地区回族分布的特点。这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尤其是给回族和汉族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和灾难。事实上,回族对西北的开发做出了特大贡献,清朝个别封疆大吏为了朝廷的利益和安全,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办法以达到和平解决冲突,以免遭到更大的伤亡;广大回民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关系的改善,双方都进行了退让,事态得到了平息,使西北的局面得以稳定。西北回民起义,没有分裂祖国的活动,清朝皇室和官吏终于制止了自己的烧杀行径,改变了自己的错误的政策。这就是清代回族分布的特点赋予历史的启迪,也是对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和分布的总的说明。

甘肃回民,国朝凡两大变。一变于顺治,再变于乾隆。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河西回人米喇印、丁国栋起兵抗清;另一回回“闯塌天”据狄道(今临洮)。以上这些义军占据之处,和战败后兵士仍散居和分布各地,有一部分逃往新疆,而陕、甘、宁、青大批回民逃到新疆是在同治年间以后的事。
乾隆时期,甘肃是回族分布较密的地区。《平定关陇纪略》说甘肃地区的回族:“以生以息,户口之蕃亦臻极盛”。乾隆以后,同治以前,甘肃河西走廊各地是回族分布较多的聚居区之一。“凉州回族均驻东关,或策各仕版,或经营商务,安居乐业”。因为肃州回民太多,清政府迁肃州回民到新疆去,《甘肃通志稿》说:“(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移肃州回民分驻哈密”。清代甘肃省的辖区较今为广,它包括今青海、宁夏部分地区。乾隆以后,同治以前的甘肃全境回族分布的概况是:“其群居之处,西路之甘(今张掖)、凉(今武威)、肃(今酒泉);西宁之西乐(今乐都)、互(今互助)、大(今大通);南路之清水(清水县)、徽县、秦州(今天水);东路之平凉、固原(今属宁夏)、化平(今宁夏泾源县)、海原(今属宁夏);北路之宁夏(府)所属之宁夏县、宁朔县、中卫县、平罗县、宁灵(宁灵厅),皆与汉人错综而居,而惟河州最多,其种类亦最强”。

依据以上所引,清代甘肃回族的分布,可分四个聚居点,西部甘、凉、肃、东部平凉、固原、金积(今吴忠)、银川、泾源,南部以天水等地为中心。这是从中亚东返故土的回回,也是回回中的核心部分。清代尚有大批维吾尔族加入和融合于回族行列中的。清初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迁吐鲁番维吾尔族五十户于肃州东关;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迁新疆维吾尔族六百五十四人安插在安西;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迁吐鲁番维吾尔族九千二百余人于瓜州。这些人历来就成为甘肃回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分布是从属于安插目的地而定居。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青海循化有苏四十三领导的以撒拉人为主体的起义,有不少回族人参加。隔了两年,甘肃通渭石峰堡爆发了田五为首的回民起义。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这两次起义仅仅是反对清官府的暴政,但从此以后引起清廷大规模的镇压,成为西北地区回民分布的再调整的导火线。这一调整,使原聚居区被打散,小聚居被消灭,拆散了原血缘体系,形成大散化。使原来汉、回杂居的局面,变为汉、回分居。回民在新的条件下,由于伊斯兰教这一纽带的存在,新的小聚居点很快又形成起来。同治年间以后的西北回民起义,自始至终贯穿着为了争取有一个稳定的立脚点,为了谋生存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清廷在有利的情况下,就拿起屠刀,回民在有力的情况下,也以刀还刀。双方在不利的情况下,清廷就采取安插、迁徙,回民就采取休养、艰苦的劳动以求稳定和生息。这一状态贯穿了整个清代。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回民为了生存开发了大西北,清廷为了江山的延续,不得不给回民起码的生存条件,从而使双方达到暂时的妥协。今天西北回民的分布是在清代分布的基础上,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工农业新的布局,才有了某些变化,而农村的分布状态,仍残留着清以来的原村落布局。
陕西,从清乾隆以后就成为回族分布较多的一个聚居区。乾隆四十六年,毕源有一个奏摺叙述说:“查陕省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者为多……尽悉回庄”。陕西省的“蒲、富、临、渭,陕省著名四大县(加上)同州府附部首邑大荔县,五县犬牙相错,回庄居其大半,王阁、羌白,临潼之斜口、关山、新丰、富源之美原、康桥等处”。皆是回民的聚居点。荔、渭是回民最多而分布较广之处,“回巢……星罗棋布,不下数百邸堡。

在陕西,是大片型的分布,仅凤翔府“城中回民四十八家,多入伍,”这是有军籍的,实际上凤翔府的回民老百姓,数目远远超过此数。而“黄河以南、渭川以北,西、同、凤三辅所属,以及乾、邠两州一片腹地,皆为回民聚居地。”陕西某些回回,有些还是从阿拉伯来的兵士的后裔,他们与汉族通婚,融合成为陕回中的部分,这就是助唐平安史之乱的阿拉伯帝国的战士,为唐平乱后不归,经唐政府批准加入唐的属籍,敕赐沙苑一带良田,世居渭北。陕西回民历经唐、五代、宋、元、明、清诸朝,热爱中华祖国,为各朝召募兵丁首选之民,陕西回民历代“受土纳赋,与科目,登仕版,朝廷一视同仁,与编民无异”。陕西回民与宁夏、甘肃回民同样,他们在同一地区内,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生产的发展,团结相处。但是,清官吏以掠夺为手段,压迫回民无以生存,清军地方团练和回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粤捻入陕。同年,蓝大顺由川滇入汉中,陈得才联捻军过武关,清地方团练为了杜绝与外地回民联系,焚烧回民村庄,逼起华州回民的首先暴动,渭河西岸回民相继起义,往还于陕甘之间。
甘肃是明代回族分布最多之地。清初,回民也相当密集:“甘肃自省垣及所隶府、厅、州、县,大半参居回民。”甘肃的洮州是同治年间回族分布较多之区,“米拉沟回有二十余垒,人有三千余壮丁。米拉沟为西路河运要冲,回族滋繁,附近的千家,太平二寨及洮州旧城皆回人。”“洮州新旧两城、太平寨、千家寨、汪家嘴、唎嘛川皆为回民聚居地。”“平凉府属之盐茶地,……回民聚处。”甘、宁、青既为回族分布较多之区,回汉素和睦相处,但清廷和清官吏、团练,为了掠夺回民的财产,便从挑拨民族不睦入手,以便大举派兵镇压,改变原分布状态,并明文规定有法。陕回入甘,清廷借剿陕回为由主动挑起对甘肃回民的洗劫,于是爆发了甘肃回民为争取生命财产的安全而普遍起义,形成了今宁夏金积堡,甘肃河州,甘肃肃州,青海西宁为中心的四个抗清暴政的中心。到1867年左宗棠入陕,局面开始变化,陕回退入甘肃。以后就是西北回民起义未被杀的跑到陕西,进入青海、宁夏入新疆的年月。1873年全部结束。河州马占鳌对清妥协,清军不再滥杀,回民得以保重,清政府进行安抚,给以起码的生存条件。
清廷对西北回民进行原分布区的消灭、打散。消灭,使河西走廊已无回民,打散,是把陕西回民迁到甘肃,把甘肃回民往宁夏一带驱赶,把新疆回民与甘肃回民割断联系,把青海回民封闭在青海的范围内。他们迁徙原则是:“回民则近城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使回汉隔离、城乡隔离、小聚居点之间的联结性割断,以防有变则威胁城池,有变引起回汉交错难以分别处置,有变则各分散中的小聚居点联成一片,难以应付。但还要给回民能生活和生产下去的条件,那就是:“令觅水草不乏,川原相间,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左宗棠入陕是有全盘战略计划的,战后的安排也是有周密的蓝图的。
大迁徙是从肃州开始,因肃州城破,战争一结束,先迁净河西,除了杀掉的以外,把活着的肃州回民二千多人迁到金县(今榆中县)安插,“自是甘、凉、安、肃一带无回族聚处。”“其时,甘州和凉州的回民,早已死的死逃的逃。如今再把肃州的回民迁走,可说河西就没有一个回民”了。
河州是同治以后在西北一个回民中心,马占鳌在太子寺(今广河)之战,策略性的胜利中与清军讲和,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应该的,但为了整体的利益,他洞悉清廷与沙俄之间的微妙关系,回民有责任保卫西北的边陲。为了保存回民的实力,为了不致两败俱伤,内战不能再打下去了。马占鳌为了不使河州回民和汉民遭到诛戮,为了自身的生命财产不受损伤,同时客观上为了清廷的不再使内战扩大下去,他急速地进行有条件的谈判,河州得以保全,河州之民不列入左宗棠的迁徙计划,这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占鳌的做法不能完全否定的。
河州成了全国回族聚居区中最大的一个形成片的大聚居区,仅八个礼拜寺所辖的教坊,人口就有三万。《甘宁青史略》说:“盖八方(坊)为回民商务聚集之地,富甲者垣,居民三万余人,全系回族”。
金积堡的抗清是激烈的,左宗棠备洗金积后,把幸存的回民迁徙到今宁夏南部山区的西吉、海原、固原、泾源、隆德五县。又迁固原回民数千人到平凉的大岔沟,还迁徙陕回三万余人移至平凉、静宁、会宁和定西一带。在迁民中,化平川(今宁夏泾源县)是个新迁的重要点,在左宗棠的奏摺中曾多次提到这一化平川。银川也是迁徙的目的地之一。经过这次调整,河州(临夏)、平凉、化平、海原、张家川和银川已成为西北回族的几个大聚居点,回民世代耕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洒在祖国西北疆土上更多的汗水,捍卫着祖国西北的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