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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七作家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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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   伊斯兰人文学术   编辑   2006-11-18

  “现在,翻开一张中东的报纸,你只能看到总统、总理、政治家在说话,你看不到人民,你不知道这里的普通人是怎么生活、怎么思考的,但文学能让你了解这一切。”来自黎巴嫩的作家哈桑•达欧德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达欧德是香港浸会大学2005年的“国际作家工作坊”受邀作家之一,另外还有六位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作家,以及两位华语作家(内地小说家曹乃谦和台湾报告文学作家、小说家蓝博洲)受到邀请。本届工作坊主题是“了解伊斯兰世界及其作家”。我应邀到香港浸会大学采访了这七位伊斯兰世界的作家,虽浮光掠影,仍震撼非小。

  穆罕默德•舒卡尔:

  这二三十年,巴勒斯坦人学会了玩笑与幽默

  穆罕默德•舒卡尔是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作家,他的经历曲折,身经战乱、坐牢与流亡,他的小说题材甚广———常常以巴勒斯坦农民、工人、难民为主人公,书写他们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挣扎的故事;他也写过探讨人类情感和两性关系的作品。近五年来,他转向写作黑色幽默风格的讽刺小说,其主题触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占领,一个是关于颓败。在这些小说中,一些世界性的政治、体育、娱乐界明星进入了虚构的巴勒斯坦平民生活,我们会看到拉姆斯菲尔德、安南、迈克尔•杰克逊、罗纳尔多等明星以各种方式和巴勒斯坦人发生关系,从而产生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谬情景。

  舒卡尔为什么想到把西方名人带入自己的小说中呢?他回答说:这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我们只是艰难地生活在被占领土上,借用这些名人来当作巴勒斯坦的现实,反映出我们渴望过上正常生活的愿望和复杂的耻辱感。因此,这些带给人苦涩微笑的黑色幽默小说,本质上是政治小说,一种严肃的文学种类。

  一个如此困窘而痛苦的社会,为什么能产生幽默?舒卡尔说,阿拉伯人有一句谚语:“更糟糕的事情反而让人发笑。”巴勒斯坦社会是严肃和沉重的,暴行、苦难太多,整整百年的痛苦,终于在近二三十年来孕育出了玩笑和幽默。幽默是困境的反映,巴勒斯坦人可以把幽默作为武器,反击统治者的压迫与暴行,以此告诉他们:面对暴行,我们依然能够微笑。

  加桑•察滩:

  我好像喜欢上了流亡的生活

  好像巴勒斯坦作家没几个不曾流亡过的。51岁的加桑•察滩四岁即随父离开巴勒斯坦故乡,生活在约旦难民营里。好在父亲是位诗人,流亡途中一定要带上两样东西:书和孩子。因此他从小有书读,潜移默化地写诗。大学毕业后,他曾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塞浦路斯和突尼斯等国流浪和工作,当过教师和记者,参加了巴解组织,直到1994年巴以签署和约,四十岁的他才结束流亡返回祖国,目前他是巴勒斯坦文化部的文学及出版总监。尽管他是官员,也写小说、剧本,拍纪录片,但是他介绍自己时这样强调:“我是一个诗人,我不是巴解组织的诗人,我是诗人。”即便他从事其他写作时,他也是作为诗人去完成它们。“对我来说,到底是作为一个政客还是作为一个诗人而存在,二者一直是分裂的。当我是巴勒斯坦难民时,不陷入政治运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的诗歌主题,就是怎样在流亡生活中寻回我自己,怎样做我自己,以及揭示流亡生活给人造成的心理创伤。”

  “盐涩的日子真难以置信———/坏得像种下的坏种,//所以现在都抛掉了/扔在深渊。//当我们又一次爬起来时/(不爬又能作何选择?)//那些日子都溜到后面/沉入忘川//像我们深色的皮肤/像我们彻夜难眠//……可是,我们的名字别号/却都老得那么古远,//我们的口音露了风/说我们是外人,永远……//盐涩的日子真难以置信。/可现在连它们也不值得想念。”(《战壕》)几十年来,察滩一直书写着关于流亡与自我的诗歌,“有时我甚至觉得我喜欢上了流亡的生活,”他微笑着自嘲道,“我已回国十年,必须重建我与祖国的关系,因为流亡生涯中关于祖国的想像,多是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而来,它和现实的祖国是不同的。”

  哈桑•达欧德:

  漫长的战争让我想写一部伟大的书

  哈桑•达欧德希望他能生活在1975年以前的黎巴嫩,因为那时它还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国家。但是从1975年开始,长达15年的内战使这里的人民彻底丧失了安全感,他们至今仍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恐惧着它的重临。“当你处于漫长的十五年的战争环境下,你一定会产生这种愿望:非得写一部关于这场战争的伟大的书不可。”达欧德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蒂尔德的房子》即是以内战时期贝鲁特的一座公寓为背景的。两年前,他又出版了一本小说,写的是在一场导致许多人死亡的爆炸事件中,一个幸存下来的、从脖颈到胸口留下许多伤疤的黎巴嫩女人的生活。在宏大的战争背景中关注普通人和边缘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是他作品的特点。

  达欧德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黎巴嫩每三年有一本小说出版,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小说层出不穷,因为男女老少都有关于战争的想法和故事,于是纷纷形诸笔端。过去黎巴嫩文学并不为人所知,但是现在,由于战争文学与日俱增,黎巴嫩的文学以及那场战争本身都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小说中,每个作家都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国家对我们而言有何意义?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这样脆弱?为什么它会受到国内外这么多因素的摆布?达欧德思考的结果是:一个好的国家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国家,人会吃人。“当然,我希望生活在强大而自由的国家里,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是强大的,但是我可不愿意生活在那里。”

  敦亚•米卡埃尔:

  我只是反对某些行为,而非反对某些人

  以讽刺诗歌闻名的伊拉克女诗人敦亚•米卡埃尔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九年。九年前,她在伊拉克出版了她的诗集《海浪的日记》,这是她一生的转折点———她因为在诗中以宙斯神影射和批评萨达姆,而不得不离开她的祖国。此组散文诗以神话象征的笔法,对两伊战争的双方———伊拉克和美国———都进行了谴责。最近,她又在美国出版了颇受关注的诗集《这场战争多勤奋》,不再使用象征(因为没有必要),而直接用讽喻手法批判战争中平民的加害者:比如《一个急切的召唤》批评了美国女兵虐囚事件,《一袋白骨》则是在控诉萨达姆的大屠杀。“我的诗歌只是反对某些行为,而非反对某些人。不管是谁,只要他给平民造成了灾难,都是我反对的对象。”生活在美国的敦亚现在密歇根州做中学教师,用阿拉伯语写诗,有了一个四岁的女儿。“远离伊拉克会让我以更健康的心态看待那里的事情,距离太近反而不会很理解它。”她说。

  西多克•司雷格奇:

  绝不让诗歌成为现实活动的工具

  生于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诗人、小说家西多克•司雷格奇已写了四部历史小说:《锻炼飞鸟》以1965年印尼大屠杀为背景,写了一个爪哇村落的故事,三部曲《库替尔》则是关于1946年爪哇人民革命的。《锻炼飞鸟》以当地村民为视角,展开了类似于“现代”与“传统”的冲突,表现了爪哇人的循环世界观和宇宙观是如何被突如其来的现代暴力所打破的,作者选择村民视角,是因为这种视角能容纳更多神秘主义的东西。司雷格奇介绍说,在印尼,小说写作技巧发展很快,历史题材的作品也有各种不同的风格,比如最新的“元小说”类别,即是混合了现实和虚构的一种创作手法。作家们之所以钟情于历史小说,是因为历史只有一种僵化凝固的解释是不够的,人民需要对他们的生活和历史进行多元的解释,每个作家都可以参与到对历史的多元解释之中。“不过,我一定要把作家的使命和公民的责任分开。当我尽公民之责时,绝不会让诗歌成为现实活动的工具。我不想让写作成为写作之外某种事物的工具。”

  和历史小说相比,司雷格奇似乎更偏爱纯小说,他说历史小说是faction(事实),而纯小说是fiction(小说),最近他正在写的《一杯消愁汤》即是纯小说,在写作手法上进行了大胆探索:小说各章的主角、时间、场景、故事都不同,相互也无关系,联结它们的只是小说的主题———忧愁,以及一个每一章里都会出现的小角色———AliasEstu。他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很有信心。和小说相比,司雷格奇则更看重他的诗。“小说创作可以选择题材、主题、语言和风格,诗歌却不可以选择。你可以创造小说,但不可以创造诗。写诗时,我只是一个中介,因为诗来源于内心。是内在的强烈的冲动,推动我把它写出来。”

  艾哈迈德•艾拉迪:

  关注埃及底层年青人

  埃及作家艾哈迈德•艾拉迪在七人中间最年轻,生于1974年。他的长篇小说《成为阿巴斯•阿布德》讲述了埃及底层年青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以其花样繁多的语言试验受到瞩目。他说,埃及的优秀作家很多,老一代作家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夫兹的影响力只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来又出现了许多新作家,比如优秀的政治小说家何曼萨(音)写的《伟人的死亡》和《关于鬼魂》,批判政治黑暗与社会弊端,写得十分出色。年轻一代作家则更关注自我,关注底层生活的小小事件,当然也关心宏观的政治与现实。“作家不仅要关心大事件,也要关心小事物。”他说。

  泰格蕾德•纳贾尔:

  1979年,约旦才有儿童文学

  54岁的约旦儿童文学作家泰格蕾德•纳贾尔至今用阿拉伯语写了30本儿童绘图故事,读者对象是3-11岁的孩子,其中一本被译成英、法两种语言,另有一本被改编成阿拉伯版的动画片《芝麻街》,同时,她还是以出童书为主的阿尔萨瓦出版社的社长兼教育顾问。“我的写作开始于联合国宣布为‘儿童年’的1979年,那时约旦几乎没有儿童文学,就这样写下来了。”她的作品以系列化童书为主:比如她的第一个系列是“最好的朋友”系列,主要处理人与动物如何交流这个主题,里面充满阿拉伯本土特色与场景;第二个系列则写了一个小女孩在日常生活的看电视、交朋友、和小兄弟之间的误会、嫉妒与和解中成长的过程。纳贾尔说,阿拉伯儿童文学在形态上和西方儿童文学基本相同,只是主题、题材和侧重点不大一样,前者有较浓的说教特色和宗教色彩,力求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教会孩子如何成长和生活。比如她的《小羊藏到哪儿去了?》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女孩和一只用来献祭的小羊建立了亲密的友情,但是宰牲节来临,家人必须杀掉它,女孩焦急心痛,向爷爷求助,爷爷答应了她的请求,建议家人留下这只小羊,又给妈妈一笔钱另买一头小羊去献祭,但是要求她:以后不要再亲近被选定为祭品的小羊了。她满怀感激地遵从。这个故事就有两重含义:一是激发儿童天然的爱心,二是告诫孩子遵守宗教的礼仪。除此之外,作家还有意识地把阿拉伯民间文学遗产吸收到儿童文学中来,增强它形态的丰富性。

  在约旦,“儿童文学”的范围很宽泛,任何为儿童而作的故事、戏剧、歌曲、动画、电影乃至手工纸制品等,都是“儿童文学”,现在的问题是,以10-18岁青少年为受众的儿童文学作品缺失,正在成长的孩子没有作品可读,纳贾尔为此担忧。好在越来越多的约旦孩子学习英语,他们能直接看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儿童书和动画片,“哈利•波特”英文系列很受孩子欢迎,但是阿拉伯语译本质量一般,孩子们不太喜欢。有人问怎样看待哈利•波特的魔法对孩子的影响?她说,孩子其实更有想像力,能够分辨真伪,经过一段迷恋时期,他们自然会回到理性状态,不会把魔法和真实世界混为一谈。若想要孩子长成智慧的人,就不要低估他们的智力和理解力,轻率设限。

  附注: 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

  香港浸会大学创立于1956年,是一所由香港特区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该校2004年成立了国际作家工作坊,每年邀请一至二位卓越的华文作家为“驻校作家”,并另请六至九位内地、台湾及世界各地之名作家来工作坊任访问作家。工作坊为应邀作家举办公开演讲、座谈会及作品朗诵会;组织师生将其作品英文译成中文或将中文译成英文;并以沙龙式活动,与香港作家交流,还会安排作家作电视、电台节目及文艺专栏对他们进行访问。国际作家工作坊2004年访问作家主题为“后殖民地英语国家的作家”,邀请六位分别来自印度、南非、加纳、加勒比海圣马丁、加勒比海千里达的英语作家及三位来自内地、台湾、马来西亚华语作家至港。今年主题为“了解伊斯兰世界及其作家”。工作坊顾问委员会由郑敏、马悦然、葛浩文、白先勇、聂华苓、钟玲、黄春明等著名诗人、汉学家、作家和学者组成,工作坊主任、活动策划委员会召集人为浸会大学文学院院长钟玲。

  (原载于《北京日报》2005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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