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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对中国科学文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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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朝伊斯兰传入中国以来,穆斯林在华夏大地已经生活了1400多年,十个民族信仰伊斯兰,人口近三千万。其中以回回民族为主体。他们散居全国各地,成为“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与汉族关系密切。他们勤劳勇敢、求实智慧、善于学习,勇于开拓进取,在历史上对

自唐朝伊斯兰传入中国以来,穆斯林在华夏大地已经生活了1400多年,十个民族信仰伊斯兰,人口近三千万。其中以回回民族为主体。他们散居全国各地,成为“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与汉族关系密切。他们勤劳勇敢、求实智慧、善于学习,勇于开拓进取,在历史上对中华灿烂文化做出过宝贵贡献,其中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现就主要的方面简介如下:
1.天文与历算 

我国已故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曾说过:“元朝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和历学,从西域各国吸收了不少经验,”这些传播应归功于从西域来华的穆斯林,是他们将阿拉伯天文学介绍到中国,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即至元四年(1267年)就有穆斯林天文学家扎玛鲁丁,在当时首都大都(今北京)建立了观象台,并制造了七种仪器:(1)咱涂• 哈刺吉(阿拉伯文译音,以下同),即混天仪或译多环仪,今称托勒密氏黄道仪,以铜制造,以内外几个环节而合成,可以旋转,以观天象;(2)咱涂•塑八台,汉译方位仪,今译为托勒密氏长尺,是测验周天星曜的仪器;(3)鲁哈玛•亦•渺凹只,汉译斜纬仪,今译太阳过赤道位置仪器,是一种以漏屋晷影定春秋二分的仪器;(4)鲁哈麻•亦•木思塔余,汉译平纬仪,今译为测量太阳过子午线位置的仪器,是一种以漏屋晷影定冬夏二至的仪器;(5)若来•亦•撒马,汉译天球仪或为浑天图,浑天仪,即天文图象模型;(6)若来•亦•阿儿子,汉译地球仪;(7)兀速都儿刺不定,汉译观象仪,今译为星盘,是观察昼夜时刻的仪器,另外还有“阿刺的杀密刺”(观测太阳晷影的仪器)和“牙图鲁”(汉译小浑仪)等,这些仪器精密准确,规模庞大,设计精巧新奇,反映了当时穆斯林天文学的研究所达到的先进水平,清代天文学家梅文鼎在《回回历补注》中就称赞这些仪器“法最奇,理最新,而于用最便,行测之第一器也,”特别是扎玛鲁丁制造的地球仪,这是我国第一架地球仪,在地球上体现了一个环球思想,可以说是元代中外交流在科学工艺上的反映。在中外天文学的交流方面,扎玛鲁丁等人做出了新贡献,正因为如此,到至元八年(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建立了回回司天台,将上面回回仪器安放在上面,并以扎玛鲁丁为提点(犹今之台长),其职责是用西域仪器观测天象,编制回回历。他还引进了大量西域天文、历算的书籍,实际上,这里是13—14世纪中国研究阿拉伯天文学的中心,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且回回司天台,后来改为回回司天监,自元,经明,至清初四百年间,均沿袭设置,表明回回天文、历法颇受重视。

回回历法对中国历法的影响,可以上溯到宋朝初年,天文学家马依泽是安徽怀宁回回马氏的先祖,于建隆二年(961年)应宋太祖赵匡胤的邀请从西域兽穆国(今小亚西亚境内,即土耳其境内)来到中国,编修新的历法,以纠正中国钦天历时代刻的差谬,经过两年时间,于建隆四年(963年)四月修成新历,赐号《应天历》,分六卷,即《历法》,《算经》,《五更中星历成》,《晨昏分立成》,这是第一次将阿拉伯历法引进中国,宋太祖为之赐马依泽为司天监监正职务,并世袭侯爵,到了元代,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于至元四年编制了《万年历》,由元世祖忽必烈颁行天下。到元仁皇庆二年(1313年),另一回回天文学可里马丁又编制了一个《万年历》,在元代一直被人民所采用,即使后来科学家郭守敬编制出更先进的《授时历》时,也曾参用了回回历法,而且穆斯林传入中国的《积尺诸家历》48部,《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4部,《海牙剔群历法段数》7部等天文书,也都是郭守敬的重要参考资料。所以后人评价说:“郭守敬所凭的实测,大部分是回回人的遗产,实集中,回历之大成”是十分中肯的。更何况有了新历之后,《回回历》仍与之并行天下,仅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官府印刷出售的《回回历》就达5257册之多,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仍十分重视回回天文历法,不仅在钦天监下设回回科,且多次征召回回天文学家黑的耳、阿都刺、迭里月实、郑阿里等数十人进京(今南京)议历法,占天象,召回回大师马沙亦黑(又名吴琼)、马里麻等译回回历书,《回回历》又得以与《大统历》参用达270余年,一直到清朝康熙初年。这种历法后来传到日本,成为该国长期使用的“贞享历”的基础。

数学是天文学的基础。当回回历法传入中国时,回回数学也同时传入,在《元秘书监志》的“回回书籍”一项中就列举了不少数学典籍,书名的前半部分为阿拉伯原书名的对音,后半部分为汉文译名,其中有《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15部,此书即欧几米德的《几何原本》,比一般所知此书为明末始传入中国的事迹,几乎提前了三百年,还有《撒维那•罕达则亚•诸般算法段目仪式》(即《几何学书》)17部、《呵些比牙•诸般算法》(《算学》)8部,等等,这些典籍的传入,使中国数学在元朝得以突飞猛进发展,如郭守敬在算学方面率先在中国科技史上采用的弧三角法,就是穆斯林所发明的,由穆斯林扎马鲁丁传入中国从而填补了中国算学之空白,为明清学者所称道。
2.医药学的成就 

回回人的祖先即富有医学知识。还在先民时代,他们不仅将中国医学传入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也将阿拉伯的医学传入中国,早在唐五代的时期,就有古籍四川梓州(今三台县)的波斯人李珣兄弟,“以鬻香药为业”写下了一部专谈外国药物(主要是阿拉伯世界)的书籍《海药本草》;此书已佚,从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书中,知道书凡卷,“此采海药,亦颇详明”,且在该书和唐慎微《政和证类本草》等书中记下了121味海药,书中对药物的气味和主治,都有许多发现,不仅补充了《神农本草》、《名医别录》、《唐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之不足,并对《唐本草》、《本草拾遗》中的一些错误地方进行了纠正。书中还结合具体药味性,进一步阐明药性中的“相反”、“相恶”、“相需相使“等诸作用。这是辨证施治在医学上的又一运用,特别要指出的,书中还介绍了唐五代以前中国人不知道的十五种药物,这些都大大刺激了中国药物学的进步和发展。

元代回回医药学是很发达的。元初,在中央即有回回医药机构——广惠司的设置,该机构专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治疗诸士,宿卫即在京孤寒者”。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又在大都(今北京)及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各设一个回回药物院,以掌管“回回药事”,回回人答里木于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授予药院达鲁花赤(最高行政长官),后迁回回药物院,元朝名臣答失蛮之子买奴,也于开宗至大年间(1308—1311)以积劳授予御药局达鲁花赤,升太医字经历,“举名医久次者,奏补以官,大兴医学,以淑后进”,回回医药除为其他少数民族,如拂林人、畏兀儿人等所接受外,更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如贯云石在钱塘(今杭州)曾“卖药市肆,混于居人”,丁鹤年在四明(今宁波)也曾“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一直到清末陕西回回贩药于民间者不少。

元代回回人的医术也是十分高明的。据记载,有的回回药物可治120种症“每症有汤引”。在元人笔记中,就对回回医生用外科手术治愈奇症者,多有描述。比如在《南村辍耕录》中,就有老回回开刀从病人头胪中取出毒瘤的记载。可见,必有其丰富的经验和科学原理为基础。这些医药知识已经成为中国医药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回回人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医学家。除上面提到者外,还有早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西域古教”(即伊斯兰教)徒梁柱到开封定居,任金疮科御医,专治跌打损伤。皇帝赐他姓梁,名梁柱;其医术世代相传。到元明交革之际,第九代的梁继六率一支人到南京定居,世代为接骨大夫,至今已27代,其医术名噪江南,有“梁接骨”之誉,元代医家萨德弥实,他不仅传播回回医药学,还潜心中医研究,写了《瑞竹堂经验方》中医名著。忽思慧则将回回医药学与汉、畏兀儿、蒙古、女真等民族医药和营养学结合起来,写出《钦膳正要》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饮食卫生和营养学的专著。此书是集元以前营养学之大全。此外,该书还介绍了许多西域植物,为我国研究古代植物学提供了重要资料。

明清时代,回回医药业尤为发展。散居各地的回回医生创造了不少的丹、丸、膏、散为广大民众所采用。如元代回回医生创制的治疗跌打损伤的金丝膏药,疗效极佳,享誉江南。扬州的夏氏成药,即夏氏大明眼药、止咳饼、神功求剂丸等,自元代以来,即在东海沿海,久负盛名,北京的王回回膏药和马思远药锭均始于元代,经清直到民国年初,享誉数百年。重庆伍舒芳的膏药丸散西南闻名。嘉靖名官孙继鲁之子孙光毅,精通医术,崇祯年间曾被授以太医院院判之职,后辞归里,潜心医术,“凡治病,无论贫富,一体视之,未尝计利,施仁好义,终始不渝,年九十二岁,无疾而终”。另外,民间诊所,也相继开办。早在回回先民时代,即有宋代回回人奥斯曼在杭州创办了规模较大的阿拉伯式医院,由于医术高明,当时“疾病之人,居其医院者甚众”。到明清时代著名的有北京“鹤年堂”、云南的“万松草堂”、四川的“伍舒芳草堂”等医药店。

回回人所介绍的药物、方剂及性能,有相当数量见于《本草纲目》等医药书典。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明代刊刻流传的《回回药方》36卷,此书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汉文对照形式编成。虽然编写者及其著述年代不可考,但确系临床经验的记录和总结,是十分宝贵的医药学文献。可惜该书仅残存抄本4卷,即不到原书的七分之一。残书今藏于北京图书馆。

另外,与医药有关的香料业是回回人所独有的。在医药上有止痒杀菌、驱腥除臭、清洁环境的功效,历来被人们所重视。回回的先民——阿拉伯人、波斯人,在唐代便将阿拉伯世界、东南亚、东非等地的香料运进中国。其品类多达四十余种。于是,在中国医药剂上,便出现了不少以“香料”为主的药剂。就宋朝太平兴国年代(976—983年)入口的“香药”一乳香、木香、龙脑等十二种而言,以他们为主制成的圆散汤丹,仅《经济总汇》“诸风”一门所收就有28种之多。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一书,所载药剂更达到了35种。到宋末元初,在泉州任职于市舶司的蒲寿庚家庭,就是世代以经营香药为业的阿拉伯家族。北京的“香儿李”所经营的香业,也是从明代开始的,一直到民国初年。

3.建筑技术

早在唐宋时代,回回的先民——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在占籍中国时,即建造了广州的尖塔和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杭州的凤凰寺、扬州的仙鹤寺。这些独特式样的建筑,乃中国建筑之瑰宝,至今仍为中外人士所叹服。其中无梁穹隆顶结构的建筑风格,对中国佛教寺院建筑影响盛大,在明代,它成为其流行的殿宇结构修建方式。在元代,随着回回人分布“遍天下”,清真寺由边疆到内地,逐渐新建,显示了回回人建筑技术的新发展,而且在一些回回人居住的街坊中,也出现了一些阿拉伯式的建筑区,如《伊本•白图太游记》中,就记述了杭州荐桥以西为第三城区,这个回回穆斯林的居住地,环境“极幽雅……市场的陈施,一如西域伊斯兰国家”,在其测首,还有一些阿拉伯式的高层建筑,俗称“八间楼”,都是殷实的回回住宅。尤其出现了亦黑迭尔丁这样的建筑设计师,他为元初人,在忽必烈时代,被委任为茶迭儿局总管府达鲁花赤。“茶迭儿”是蒙语,汉意为“庐帐”,是掌管土木工程及工匠的官署,他曾奏请修琼华岛(今北海公元前身),以三年时间完成广寒殿,由是得到皇帝的赏识,奉命与张柔、段天佑等同行工部尚书事,修筑宫殿,他跟刘秉忠、郭守敬和石工扬琼等密切配合,共同建造了别具风格的大都城的宫殿建筑柔和了不少域外的建筑技巧和建筑风格,并且从“元代城门以厚度博而倾斜度略大的形象,便自然具有某种异国风味,例如它似乎有点近于伊斯兰教的城门,”这恐怕是与亦黑迭尔丁匠心独运分不开的,他和他的家族后代们的建筑风格和技巧在明清两代继续发扬光大,主要不是用在宫廷建筑,而是表现在宗教建筑 ——清真寺的建筑技术上罢了。

4.兵器制造

回回人造炮技术在元代达到很高的水平,其中以阿老瓦丁和伊斯玛因最有名,他们将伊斯兰国家的抛石机引进中国,仿造成一种巨石炮,俗称“回回炮”,他们既是制造家又是神炮手,至元十年(1273年),元蒙军攻襄阳、樊城,元宋相持不下,元世祖忽必烈命回回炮队参战,伊斯玛因亲上战场,指挥发炮,第一次发炮就正中襄阳城楼,宋守将吕文焕自知不敌,纳城归顺,从此“回回炮”有了 “襄阳炮”的誉称,他们也因之建功,先后任命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万户和回回炮手总管,而且,他们还组织培训了数以万计的庞大炮兵队伍,为元蒙军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后他们祖孙几代世袭其职,成为制炮世家,这种造炮技术一直传袭到明代初年,徐达攻下苏州,常遇春在采石击败康茂才,“襄阳炮”都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到明代中叶,大型火铳发明后,“襄阳炮”才落伍了。 ax

虽然如此,但回回制造兵器的传统并没有泯灭。在明末崇祯午间,即有纂修历法的回回儒士杨志国与工匠陈万全一起研制了一种新式火器及战车,史载“所造火器中,则飞帘苇为矢,体轻及远,且能陷坚,一人背负而发之,一发四十九支,透甲烧陈,莫可遮拦,又价廉工省,钻眼封喉,人马俱毙”;“火弹点打被绝,手被及格,目不及瞬”,具有连珠火枪威力,就当时而言,无疑是一种先进的轻型火器,但是由于崇祯帝热衷于耶稣会士汤若望制造的西洋火炮,因之未对此类火器予以重视。

在明末战乱中,中国的火器制作仍然得到了发展,这是与回回制造家杨志国等人之创造、发明分不开的。

到近代,回回人中还造就了一批兵器制作家,丁拱辰(1800-1875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福建晋江人(今属泉州市),生于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时代,少小家贫,十一岁即辍学,于桂角负薪之余,刻苦读书,研习兵法、天文地理之学,青年时随叔父到南洋、伊朗、阿拉伯等国经商,立下“富国强兵”的宏愿,并受魏源、林则徐等人影响,潜心研究兵器,他编著了《演炮图说后编》、《增补则克录》、《西洋军火图编》等军事著作,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刻苦自学出身的全面发展的爱国兵器制作家,实为近代科技制造之先驱,可惜,由于清朝推行投降卖国路线,未能在抗击列强的战争中发挥其应有的效力。此外,他还设计过轮船的蒸气机车模型。不仅如此,他多才多艺,还是一个文学家,不但有诗文集问世,而且还写过一部著名的恋情小说《荔镜西厢》呢!
5.地理学 

回回人在地理、测绘方面的成就从元代就很突出。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命回回天文地理学家,秘书监扎玛鲁丁等人修纂《大元一统志》,经过十八年之艰辛,于大德七年(1303年)正式完成,全书共600册,计1300卷,不仅是我国古代由朝廷主持编辑的第一部全国地理志,且卷帙之浩大,前所未有,书中卷首附有彩色地理小图,另外还有一幅《天下地理总图》,这也是空前的。而且元人知道地球和对地球的了解,也是通过扎玛鲁丁制造的 “苦来亦阿儿子”(汉译:地理志),即地球仪。正如《元史、天文志》所载,该仪器“其制木以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其中,画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廓、道理之远近”,代表了当时回回人对地球构造的先进的科学认识水平,正是通过回回人的这些著作,阿拉伯的地理学及其先进的经纬线方法,才传人中国,例如在《元秘书监志》中有一部《海亚提穷历法段数》(七部),据马坚先生研究,“海亚提”汉译为“生活”,全书汉译为“各地区的生活”,原译名为《七洲形胜》,七洲是指东半球上的亚非欧三洲而说的,这是古代地理学家通用的区划,“穷历法段数”是这部书的译名,讲七洲形式就要讲到各洲的经纬度,而经纬度的测定是依靠星象的观测。书分七册,可能同时讲到了天文和地理,博学多才的回回学者瞻思丁在地理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著有《西国图经》和《西域异人传》,就是关于西域阿拉伯国家的地理历史著作,可惜书已失传。又从清初著名学者刘智在北京询访经书所见,“俄于经师得讲吴氏藏经书数十册,皆西国原本,自元世载入,藏之府库”,而流寇发出者,天文地理之学,思过半矣“(《天方至圣实录》)。可见,元时引进的阿拉伯天文地理的书是很多的。

与天文地理密切相关的航海技术,回回人也是很高超的。从回回人的先民、唐宋时代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开始,就运用其掌握的世界先进的航海技术,在伊斯兰世界与亚非各国的海上贸易中大显身手,并在中国执掌海外贸易之大权,如蒲寿庚然。上面提到的天文地理书,就与此有关。《元必书监志》也记载元朝廷曾专门派人到泉州向来自西域的回回人郑和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航海家和一系列的地理著作。他不仅指挥船队,完成了人类亘古未有的壮举—— “七下西洋“。而且绘制了《郑和航海图》。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较早的航海图。他的随从回回人马欢的《瀛涯胜览》,更是世界地理之名著。书中记述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山川、地理、物产、气候、居民生活和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及风土民情,留下了亚洲各国珍贵的历史地理资料。他们不仅为中国地理学树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而且对世界航海学、海洋科学等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清代,经学大师、云南回回人马复初还写过一部地理著作——《朝觐途记》,该书是作者游历阿拉伯世界的见闻录。原稿用阿拉伯文写成,咸丰十一年(1861年)译成汉文在昆明刻版问世。此书反映了十九世纪50年代中国至阿拉伯和西南亚各国陆、海交通情况。作者行踪所至,以简洁文字记录了当地建筑、文化遗址、先知、圣哲的陵墓,以及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均有涉及,虽语焉不祥,仍不失为一部十九世纪阿拉伯世界的采风录,对于研究清代中西交通史、地理史都是珍贵的史料。
6.农业技术 

元朝回回人,大量被遣戌“屯田”,兴修农田水利,对全国农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以回回人、畏兀儿、钦察、康里等组成色目人,还把西域和西的一些农作物,如“回回豆”、“回回葱”,特别是一些水果和棉花等移植到内地。而在各聚居区,有所谓“回回渠”、“回回堰”的兴建,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在任去南平章政事时,曾主持兴修、增修了不少水利工程,特别是对昆明附近水系的改造,对滇池灌溉区的水利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赛典赤•瞻思丁也对黄河水利进行了考察,并将近代两种关于黄河防治的书《河防通仪》重新考订,分门别类,于至治元年(1321年)缉为《重订河防通仪》一书。这是黄河治河史上一部重要的文献。清代马一龙《农说》,则是一篇农业性的理论作品,在中国农学史上不可多见,具有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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