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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孔子和柏拉图论人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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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广泛传播而又自成体系的人文主义哲学总是能够为我们展现人类理念的图景。有些情况下这些理想具有社会性或群体性,包括了政治、教育、政府、社会结构,等等。有时候这幅图景会重点关注个人以及个人如何实现人类生活中的最高和最佳状态。属于前一种情况的例子有三位最伟大的古希腊贤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stoic)作家埃皮克提图(Epictetus)和佛陀都属于后一种情况。然而,他们当中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为人类的发展和成就描绘了一副理想的图景。在这两种情况下,人文主义强调对人的重视,提出了一种具有理想化的、完美形式的人文主义,并以之作为衡量标准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其原因要么是为自己,要么是为一个最终的、超验的现实,如神。

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构建了一个三方对话,其中一方是葛兰,里一方则是两位享誉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类理念阐释者——孔子和柏拉图。饶有趣味的是,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和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大约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雅典。一方面,他们以自己所相信的人性内在的可能性为基础,另一方面以更为广阔的现实中事物的秩序或“道”为基础而提出的社会与个人革命图景具有相似性。葛兰描绘了一副精神重建后社会的图景。这个社会的强大和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的参与和努力,这些人们都已经根据伊斯兰的教义而在最大程度上完善了自己。根据孔子、柏拉图和葛兰三家的著作,我们发现三幅图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一个由具有优秀的道德和智识品质的人所组成并治理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当然,在每个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些具有优秀道德和智识品质的人都有不同的称呼,而且他们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哲学和宗教架构中。然而,他们在深层的本质上却是产生共鸣的。而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正是这种人类理念的本质。

孔子、柏拉图和葛兰三人所生活的背景和世界观有巨大的差异,但是对于现实的结构问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三人都从一个卓越理念的角度提出了各自关于人类社会的主张,这个卓越理念就是所有世间现实的基础、源泉、真实和前提。孔子认为这个卓越的理念就是道,或者说万物之道。道并非神,也不是人的神性,而是现实的自然力量、原则或能量。万物存在于道,遵循万物之道。中国本土的两大哲学派别,儒家和道家把道看作一切存在、本质和现实的深刻基础,只有遵循道、融入道或顺从道,才能够在人类生活的社会、政治和宇宙维度实现和谐。

柏拉图将这种卓越的现实描述为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理念”。在他所构建的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和学生们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指出了存在的这两个基本维度:理念与现实,有时也称为真实与虚幻(the Real and the shadow)。理想或真实是永恒的、非物质的,亦即纯洁的思想或精神,是不朽的、不变的,是真、善和正义的源泉,当然也不止于这些。他对此概括为光明,相对于经验主义现实的阴暗。而人类却总是误把阴暗的现实当作真正的、最终的实在。现实或虚幻的王国是无知的、变化的、终有结束的,其间的事物都是变化的,真理是相矛盾的,正义也是相对的。总之,理想或真实世界是一个具有纯洁的思想或者精神和欲望的世界,而现实或虚幻的世界则是肉体和欲望的世界。当前一个世界控制了后一个世界时,人类的个体或者集体生活才会是良好的。

最后,葛兰在伊斯兰的架构之内提出了他对人类生活的看法,这是一种类似于人间和天堂二分法的世界观。真主,或者安拉是一切现实的来源和基础,唯有认知了真主,那么前世的生活才是完整的、有意义的、真确的。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的存在体都是穆林,它们都顺服真主,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脱离真主的大能而存在。当万物按照它们内在的造化规律完成它们的生命、实现它们的目标时,它们是作为穆斯林“顺服”真主而这样做的。具体来说,有意识地(而不是无意识地)秉持一种顺服真主、期待永恒后世生活的世界观而生活,这样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

综上所述,在这三位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有分裂的现实。毫无疑问,现实只有一个,但是却是由存在的不同维度、不同领域和不同方式构成的。能够明白这一点并能够按照其规律生活的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总是能够寻找到幸福、良善和真理,因为他们的方向总是朝向一个更高的真实。不懂得这一点的人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地活在自己的肉欲中,被有限、低级、“虚幻”的现实蒙蔽着自己的眼睛。总之,人分两种:明目(明智)者和盲目者。为了在前世过上良好的生活,必须由前者来管理、引导后者。

在《论语》中,孔子对君子和小人做出了区别。这二者往往互为映照: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1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2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魏灵公》)。3

从这几段话中可以看出君子具有和他人不同的志向。君子是那些具有更强劲的内在能力的人,这使得他们和他人表现出重大的区别。《论语》中还说: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4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5

君子和小人的人生道路不同。君子富有智慧、善于自律、重视尊严、乐于助人,而小人则不具备这些品质。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推崇的人类典型与此相似。这是一个最长的对话,仅对这个对话进行阐释的专著,就可谓汗牛充栋了。我在此无意于就这个对话的任何一部分进行深度分析。我只是想关注和我们的讨论相关的那一部分。柏拉图将现实分为两个王国:纯洁思想和精神的永恒王国与具体有形的有限王国。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主要都围绕着哲学家或“热爱智慧的人”展开,这些人深刻理解这一类存在,并以理想的、纯洁的王国为生活标准和生活目的。在对话的后一部分中,苏格拉底描述了那些不热爱智慧、不理解真正现实的人,所以他们并没有过上智慧的生活,也没有享受上智慧生活所带来的益处。他说:

所以那是一些丝毫不懂得智慧与美德,只知道整天吃喝玩乐的人。首先他们已经沉沦到人生的谷底,向上挣扎的最高点也不及中线;其次,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两点之间游荡漂浮。他们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格局中,从来不抬头看看头顶的真实;他们生来也不是在这种上层环境中。他们从未接触过现实的本质,也从未品尝过纯洁无欺快乐。他们总是低头俯视桌上的食物。他们就像牲畜一样饱食终日、膀大腰圆,然后交配产子。因为贪婪,它们以号角相抵、以腿脚相踢。因为欲壑难平,他们相互残杀。他们之所以欲壑难平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他们灵魂中真正的、纯洁的那一部分能够给他们真正的满足。所以他们必然要在真实快乐的幻影中生活:他们的快乐中必然掺杂有痛苦。正是这两种感情的并驾齐驱使它们各自都获得了一些色彩和渲染, 让愚人们自我迷恋、狂躁易怒。而要戳穿这些假象,就要用斯泰西科拉斯(Stesichorus)所讲述的那个故事中不了解真相的人们用特洛伊木马战胜海伦鬼魂的方法。6

在孔子的学说中,这两类人的界限是分明的:有智慧、一心追求高等快乐的人,和那些无知而又沉湎于低级趣味的人。后者犹如食草的畜生,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没有灵魂的兽性快乐。这不是人类的快乐,人类具有不朽的灵魂。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描述了哲学家和普通人的区别。他用洞穴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是这样的:苏格拉底让我们想象人们自幼就居住在一个洞穴里面,每个人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只能看着自己面前的墙面。他们的身后有一条长长的通道可以通往洞穴的外面,但是他们看不到。而且他们的身后还有灿烂夺目的光源将他们身后物体的影子投射在墙面上。这些过着面壁生活的人们还以为墙上的影子是真实的物体,岂不知它们只是真实物品的幻影、复制品、仿制品而已。他们听到洞穴里有阵阵回声,还以为是这些影子发出了声音。他们编造一些关于影子的故事并赋予它们意义。这些影子就是人们的“现实”。

但是却有一个人脱离了自己的固定位置并回过头来,看见了身后灿烂的光芒、投下的影子和通往洞外的道路,而洞外则是更为夺目的光芒。他沿着那条道路向外走,四射的光芒刺痛了他的眼睛。但是他走出了山洞,沐浴在阳光下,来到了“真实”的世界。一开始他看不见耀眼的现实;他的眼睛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后来,他将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于是他回到洞穴里告诉其他黑暗中的人他都看见了什么,而且如果他们摆脱影子、顺着通向光明的道路走出洞穴,他们也会看到同样的东西。他们嘲笑他,对他发怒,最后甚至还谋划着要杀死他以消灭他那些荒诞不经、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思想。7

这个比喻很明确:有一些人会按照智慧和真理的光辉来塑造他们的品格。虽然会遭遇困难,但是他们依然会献身于追求智慧和真理。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呆在洞穴的黑暗当中,终其一生追求不太费劲的“幻影”,从而放弃了更适合于拥有灵魂的存在体的高等快乐。苏格拉底接着说:

我们认为每个人的灵魂中都具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方式犹如眼睛的情况:如果不转动整个身体,就无法让眼睛脱离黑暗、面对光明。所以我们具有了解的能力;每个人都必须全身心地脱离短暂的世界,并转向永恒存在的世界,直到适应承受那最为光辉灿烂的景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善,难道不是吗?8

所以,尽管每个人都具备作为一个热爱智慧的人而生活的能力,但是只有一些人会积极主动地依照这种内在能力生活。这样做,就意味着要将一个人的整个人生方向进行调整,使之面对真正现实,并抵制所有短暂快乐的诱惑,这些诱惑只不过是真正现实的幻影罢了。于是可见,在柏拉图和孔子看来,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人:明智者和盲目者。

葛兰指出了完美人类所应具备的、与普通大众所不同的特征,在这方面,他和柏拉图、孔子遥相唱和。在葛兰的著作中,能够代表人类理念的人具有好几个名称,如“大地的继承者”9,“有理念的人”10,“理想的人”11。无论冠以什么样的名称,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使他们和庸俗的人截然不同。在葛兰看来,全世界,尤其是土耳其的重生再造和文化复兴必将到来,届时这些理想的人们将会从精神上、道德上和智识上提升自我并成为人类的领导者,他们将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从而开创一个新时代。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社会将是投机取巧、利欲熏心、声色犬马、混乱无道的社会,社会中的人也只是空背一个“人”的名声而已。葛兰说:

有些人只是活着,却从不思考问题;有些人只是思考,却无法将他们的思想付诸实践……那些只活着不思考的人是他人哲学所关心的对象。这些人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终其一生都在手忙脚乱地挣扎沉浮。他们思想迷误、感情错位、人格错乱、性格反常、相貌粗鄙,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我…这些人犹如一潭死水,荒凉贫瘠、毫无生气,而且臭味熏天。他们远不会表达任何于生活有益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些人就是致命的病菌,或者说微生物。12

这些是葛兰说的话,但是换了柏拉图或者孔子,也会说同样的话。在这个三方对话中,葛兰所说的是另外两方都曾经说过的话——主张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人:理想的人——能够认识到理念并为理念而奋斗的人,和庸俗的人。俗人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忘记了自己是具有价值的人。葛兰接着说:

这些人思想肤浅、观点贫乏,凡事都是人云亦云,就像小孩子一样,跟在人群后面。众人到哪里,他们也到哪里,从来都不想去听听自己的心声,也不想了解或检验自我的价值。实际上,他们从来都没有发现自己独有的价值。他们的一生就像是永远都无法摆脱对生理或肉体感受的依赖的奴隶…每天,在有意或无意间,他们都会发现自己被困在致命的尘网之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残酷屠杀自己的灵魂。13

葛兰所说的这些俗人和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人如出一辙,他们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押在有限的感官快乐之上,付出的代价是放弃智识增长、精神发展和贡献社会这样的高等快乐。这样一来,他们就否认了自己的人性,像畜生一样地生活。关于一个完整的人的成就,葛兰说:

然而,人类远非只是为了满足感官肉欲这样的目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人类如果无法意识到自我或者自己的存在,那么他们甚至连畜生都不如。然而,人类有智识、有信仰、有良知、有精神,能够认识并阐释生命万象间的神圣秘密。所以,无论人类看起来多么地微不足道,他们都是“最高典范”,他们比任何其他的物种都更受宠爱。伊斯兰对人类的评价是走向极致的。在所有的信仰系统中,唯有伊斯兰视人类为崇高的生命体,认为他们负有特殊的使命,同时也具有非凡的潜力和卓越的才能。在伊斯兰看来,人类之所以非同凡响,就是因为他们是人。14

葛兰的观点很明确,哪怕是有人可能会质疑伊斯兰独特的人类观。正如在第一章中所讨论过的,葛兰主张的是伊斯兰宗教哲学体系中的内在人类尊严和道德价值。那些生而不知、或者藐视这种内在价值和承诺的人所选择的是一种不够人的生活。很不幸的是,大多数人所选择的正是这种生活。

然而,在芸芸众生当中会有一些超凡脱俗的人,他们的眼光能够穿越短暂有限的快乐和对世俗生活的追逐。孔子、柏拉图和葛兰对这样的人都各有描述,他们都是人类生活中的最佳榜样。这三人都认为,人类能否在个人、社会和政治层面上过上良好的人性生活,希望就寄托在这些人身上。所以,三个人都从各自的不同角度提出这些理想的个人必须在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

如上所述,儒家的君子区别于普通大众之处就是他们的道德品质。孔子和其他的儒家贤哲都经常论及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能够使其人性深化的核心美德。这些核心的美德,一般称为儒家的“(五)常”。不同的论述者对“常”的主次划分有所不同,但是它依然是君子所奉行的美德之大成。这些美德是:仁、礼、义、智、信、诚、孝。儒家传统中详细记述了孔子对这些、甚至更多美德的强调。其中,“仁”和“礼”受到一贯的重视,而在这二者当中,“仁”乃是所有美德的本质所在。仁是众美德的基础,而经典解读家劳伦斯•G•汤普森更是指出,“‘仁’一个字就总结了道德的完美境界…在孔圣人看来,仁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他还从未见过有人能够真正地达到这一境界。”15 正是因为儒家重视仁,故与其他宗教形式不同。这些宗教都是将自己的理念植根于对社会和政治的批判和禁欲、斋戒、瑜伽、炼金等中国式宗教所常见的做法之中。“文人传统”是儒家传统的别称,旨在着重突出道德上和智识上的佼佼者们的发展,强调品质的塑造而不计血统门第。这一点要用来报效国家。仁就是关于善、人性和仁慈的最完整道德理念,而培养仁的方法则是通过礼,即对礼节的遵守。《论语》有一个故事如此解释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16

这里表现出一种信念,即如果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恪守礼仪、礼节和规范,那么就可以培养一个人的仁慈、善良和人性。当一个人开始培养仁的品质,那么他通过对“礼”常的遵行就可以为其他美德的发展提供基础。这里的仁与第一章中康德道德品质理论中的良好意志相类似。没有良好的意志,其他的善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仁是对善与人性的一种基本倾向。没有仁,其他的美德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一个具备纲常美德的君子如果要在服务民众方面有所作为,那么他就会在社会上具备一种显著的道德力量。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德”,即道德的力量。君子之德能够感化、鼓舞他周围的人,于是他的治理就成为他个人品质的延伸。《论语》中说: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17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18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为政》)19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20

这几段所论述的重点即德中有一种力量,或者说德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如果君子在生活中体现出德,那么这种力量就足以制服他人。一个有德的君子在治理社会时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问题,因为他的光辉榜样能够鼓舞人们,能够激发人们身上潜在的美好品质。因为他的美德感召,人们为自己的失德行为而懊悔。因为他的美德鼓舞,人们会痛改前非并追随他向善。因为他的美德激励,人们会洗心革面、焕然一新,而他不必进行任何强迫。这些主张之后有孔子的一个信念,那就是人性本善。孔子对人类并没有天真的幻想,对他们作恶的可能性自有清醒的认识。他坚信,可以通过坚定不移、忠贞不渝的行为来培养完善人类道德良善的本性,因为人类内在的品质使他们能够接纳这样的培养。同时,这种对培养的接纳,哪怕是多么地微不足道,那也意味着人性通过自我改良而对道德良善做出了正面回应。所以风吹草低、众星拱月都是德的力量的体现。

孔子一贯主张,君子乃是道德和智识的典范,一个社会中如果缺乏了君子的作为,那就必然要陷于混乱无序、物欲横流、繁文缛节、思想狭隘和道德沦丧之中。实际上,孔子就是这样评价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而他的学说主张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在他看来,一个社会当中如果缺乏具有内在道德品质的人来治理,那么这个社会就毫无秩序与和谐可言。因此,儒家思想既是政治理论,也是道德和宗教理论。同时它也是人文主义,或者说自然主义理论,强调个人应当致力于在自身实现最高的人类成就——进行道德和智识完善的理念。

无独有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提出的道德发展和政治治理理论也是重点强调一个理想之人的存在,这样的人热爱真理,或者说是一个“哲学家”。柏拉图在对话中将他尊敬的老师苏格拉底从各个方面都塑造成这样的一个杰出典范。所以,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就代表了这样的人类理念,并且他在向聚在他周围的年轻人传授这样的理念。他的生活和他的思想都在教导着他的学生。这些学生就是在古雅典时期围坐在他周围的人,和当今阅读他的著作的人。

苏格拉底的“角色”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得到了很好的定义,但是在《申辩篇(Apology)、《克里托篇(Crito)》和《斐多篇(Phaedo)》中对这个角色的阐释最具有戏剧性。在这几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受到了雅典陪审团的指控,并最终给他定了一个居心不良、腐蚀城市青年的罪名。他被判处死刑。在《斐多篇》著名的结尾中,他喝下了警卫递给他的毒胡萝卜水死去。苏格拉底在陪审团面前进行辩护时提出了他对理想的人类生活的构想;他描述了那种最高尚、最优越的生活,并对自己进行辩护说,他的一生就是努力理解并为自己和他人追求这种生活。在《克里托篇》和《斐多篇》里,他在狱中度过的人生最后时光中,他坚持不懈地为前来看望他的学生们阐释并践行这种最高尚、最优越的生活。

苏格拉底所教导、倡导的哲学家品质中最重要的就是智慧。当然,philosopher(哲学家)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热爱智慧的人”。然而,在《申辩篇》中对此有一个悖论式的解释。这篇中表明,哲学家之所以更为明智,是因为他承认他所知不多,甚至是一无所知。苏格拉底是最为明智的,那是因为他知道他和当时其他的专业教师、诡辩家不同,他知道他不精明。而这正是智慧的体现:要知道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尤其是当人们以傲慢冷漠的态度学习的时候。这种特殊智慧的果实,就是过一种不计艰难险阻、孜孜不倦的求知生活。简言之,苏格拉底率先垂范地向世人推举一种追求真理的生活、一种凡事精益求精、真益求真的生活。所以,在柏拉图的笔下,他的老师是一个愿意为了深刻的谈话和对有价值的事物如爱、善、美、正义等进行探询而放弃一切其他追求的形象。苏格拉底热衷于这样的谈话且乐此不疲,甚至是他已经得到了铁板钉钉的结论时,依然津津乐道。他总是愿意继续探询、不断考察,以检验铁定的结论。这样的生活态度便产生了苏格拉底最为著名的一句话:“没有经过检验的生活不值得一过。”21

苏格拉底身上也体现了人类理念,或者说哲学家的其他特征,如重视灵魂甚于肉体、害怕邪恶甚于死亡、拒绝随波逐流等。关于随波逐流,也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苏格拉底对克里托说,他应该过一种只寻求善者和智者观点的生活,而不要理会大众的观点。大众对于任何事物的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急功近利、见利忘义。所以,克里托应该只寻求那些作为少数人的智者的意见和赞许。所有这些主张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最美好、最优越的生活就是具有美德和卓越品质的生活。而且,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解释说,那些拥有如此美德的人应该成为执政者,否则的话,混乱与专制是不可避免的。

以德治国则天下大治是苏格拉底学说中的一贯主题,而且是《理想国》的中心思想。他主张,一个实体中,有德的那一“部分”应该统治其他的部分,唯有如此,在整个实体中才会有秩序、和谐和良善的存在。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这都是正确的。灵魂是一个人最高尚、最优越的部分。灵魂对良善、真理和正义这样的最高美德的倾向是先天性的。当灵魂掌控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才会过上适当的生活。同样道理,当一个社会中最高尚、最优越的成员统治其他人的时候,这个社会才会找到秩序、和谐与正义。这些最高尚、最优越的人就是哲学家,就是上文所讨论过的有德之人。苏格拉底后来将这些人称为国家的“卫士”。苏格拉底承认,让哲学家当国王的想法会让有些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依然坚持这一点。他对追随他的一个年轻人格劳空(Glaucon)说:

我亲爱的格劳空啊,在我们的城市中,或者对于全世界的人类而言,要么是哲学家成为君王,要么是让君王和统治者们成为哲学家,政治力量和哲学智慧要结合在一起,从而将那些不够资格的人杜绝在统治系统之外,否则的话,乱象永远也不可能结束。唯有如此,我们的治国理论才会获得生命、见到光明——至少也会有实现的可能。对于这个如此棘手的话题我为什么迟迟不肯发言呢?现在你明白了吧?因为这说明了一个令人恼火的事实:无论是在私人生活中,还是在公众生活中,要想获得幸福,舍此别无他路。22

这段话中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苏格拉底指出了“不够资格的人”。这是指那些要么握有政权、要么具有哲学头脑、但是无法二者兼备的人。苏格拉底的论点是,光有政权而没有哲学头脑,就会导致专制腐败;而光有头脑却没有政权,则会流于无用空谈。手握政权却不具备运用政权的哲学头脑,这样的人会以权谋私。而徒有哲学头脑却无意于将自己的知识用于政途,这样的人又会将自己的精力浪费于毫无实际用途的高谈阔论。所以,这二者必须结合起来,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成为统治者。

当然,真正的哲学家就是前文讲述过的那些人,他们关心永恒的真实胜于过眼烟云,他们舍弃洞穴的黑暗而追求光明,他们的人生犹如不朽的灵魂,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只是吃喝拉撒、交欢生子。唯有这样的人,不计个人得失、甚至不计个人家庭得失的人,才能够为国家的大船掌舵。唯有如此,才能够获致良善、秩序与真理*。这些真正的哲学家们视追求真理高于一切。他们追求真理就是为了让真理成为个人和社会的生活标准。如果不让他们治理国家,那么绝无社会与政治和谐的可能性。

苏格拉底承认,他的共和理念也许永远都不会实现,但是他依然坚持认为凡是为社会而着想的人都必须竭尽全力去实现它。否则的话,混乱和专制就会成为社会的最终选择。孔子和苏格拉底生前都明确洞察到,一旦那些对良善与真理毫无关怀的人篡权夺位,社会将会沉沦到何种地步。历史画卷中的民不聊生、狼烟战火依然在当今世界的舞台上轮流上演、历历在目,所以葛兰所提出的引领社会、以图大治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古代同仁们产生了共鸣。葛兰和孔子、苏格拉底一样,都希望将社会置于“理想之人”的独家影响力之下。

葛兰对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对安那托利亚的历史和命运的深刻思考,与孔子对古代中国的思考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人都指出辉煌的历史已经过去,而当前则面临着复兴的任务。孔子反复提及古代的王侯将相和他们的高尚品行与思想智慧,并指出,如果中国要恢复往昔的辉煌并避免分裂与专制,那么就必须效仿这些杰出的榜样。无独有偶,葛兰也对奥斯曼帝国的荣耀过去进行了深刻思考。那是一个土耳其文明登峰造极的时期,伊斯兰在当时既是一种宗教,也是全球范围内的绝对主流文化。他的评价是,奥斯曼人的真正伟大之处是他们能够忠于最高理念,这个理念就是为当时和未来的社会谋福利。从伊斯兰的本质来看,他们效仿了伊斯兰早期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的四大哈里发精神。葛兰认为法老、凯撒和拿破仑等显赫人物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臭名昭著,他们的功勋不具持久性,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们的动机不是为了全人类和未来这样的高尚理念,而是为了个人的野心、贪婪和对权力的迷恋。葛兰对他们的评论是:

他们忙碌碌、闹哄哄的生涯令很多人头晕目眩,但是从来都没有、将来也绝不会带来希望。因为这是一些贫穷卑贱的人,他们将武力置于真理之上,总是以自私自利为核心来构建社会关系。他们只是一些奴隶,饱受仇恨、自私和肉欲的奴役而从未得到解放23。

由于对现状和未来缺乏高尚的理念和永恒的价值观,这些值得纪念的人物的业绩也就缺乏任何持久的、正面的影响。然而,在葛兰看来,哈里发们和奥斯曼人却并非如此。他说:

首先,四大大正统哈里发和后来的奥斯曼人建树了这样的伟大功勋,其影响力超越了今世并到达了后世。这些丰功伟绩从本质上来说能够彪炳青史;当然,我们说的只是那些不为过眼烟云所迷惑的人。虽然他们已经完成自己的人生义务并与世长辞了,但是我们将永远记念他们、谈论他们,并在我们内心将他们作为崇高可敬的榜样。在我们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阿尔帕斯兰(Alparslan)、马力克巴(Melikþah)、奥斯曼•伽齐(Osman Gazi)、法提哈(Fatih)等,还有很多人,他们都将流芳百世。每每想起他们,我们内心就会充满希望和喜悦24。

在葛兰看来,凯撒、拿破仑和法老之流,与法提哈、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四大正统哈里发等人之间有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他们是否代表和遵从了良善、真理、道德、正义这样的高尚理念。凡是能够为当代和未来千秋创造福利的社会、政治、文化事务,其唯一的合法基础就是这些理念。葛兰在当代土耳其看到了复兴这些理念的希望,因为致力于追求这些高尚理念的新一代人出现了。他说,“现在有很多很多高端的代表——或者说是潜在的佼佼者,他们代表了科学、知识、艺术、道德和美德,他们是我们辉煌历史的所有价值的继承者。”25

葛兰在他的作品中对理想的人类进行了广泛的描述,而《我们灵魂的塑像》一书则是其集大成者。在这篇作品中,他使用了“有理念的人(person of ideals)”或者说“大地的继承者(inheritors of the earth)”来指称那些在智识上和道德上都非常优越的人。这些人能够实现真正的人性并带领社会走向秩序与福利。实际上,正如葛兰所指出的那样,这里说的是一群人和他们所代表的、因为他们的正直而在世俗生活中具有显著地位的精神文化。真主将这种显著地位当作一种礼物恩赐给他们,那就是他们的责任与义务。除非他们的表现不称职,真主因此而收回了。葛兰引用了一段《古兰经》,这段经文却又是涉及《讨拉特》的。经文中,真主说“大地必为我的善仆所继承。”(古兰经:21:105)26 葛兰接着说:

毫无疑问,这句以誓言担保的经文,必有一天会得到实现。而且,毫无疑问,将不仅仅是继承大地;因为继承大地也意味着节制、管理天空和太空中的资源。这几乎将是一片包括整个宇宙的“领地”。由于这片领地将会被托付给一个代治者,那么这个代治者是否具有继承大地和天空的适当资质,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唯有当这些所必备的资质得以实现和执行,梦想才会成真27。

葛兰继续解释说,历史上伊斯兰文明是名副其实的“大地继承者”,但是后来失去了这一地位,因为在内外两方面都失败了。也就是说,在内心和灵魂的内在领域和现代知识的外在领域里双双落败。穆斯林社会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智识上,都迷路了,失去了他们“大地继承者”的地位。这个地位于是落到了西方世界的其他实体手中。葛兰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呼吁从精神和智识两个方面复兴伊斯兰,让伊斯兰恢复原有的面目,以便让人类和大地都能够进入一个和平与宽容的伟大新纪元。葛兰希望,在德高行端者的治理之下,伊斯兰和土耳其都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恢复其显著的地位并带领世界迈入新纪元。

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葛兰在自己的作品中从未提议通过任何政治活动或政府行为来开创这个新纪元。葛兰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政治理论家。他与孔子、柏拉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期待产生新一代政治领导人。这是本章与下一章中,葛兰与这个三方对话中的另外两方的关键区别。葛兰的思想都是对宏大的伊斯兰理念的重申,并不依靠政府力量来执行。葛兰反而更关注从事各行各业、分布于各个社区、担当各种家庭角色、具有美德与服务意识的普通人,关注他们的文化、智识和人文主义理解的重建。葛兰在这里所说的“领地”不是政治精英们对他人的统治,而是以和平、知识、精神、宽容和爱为特征的世界观的普及和深入。此外,随着众多的人因为美德与服务意识的增强,他们将会成为合格的大地继承者,而这个世界观也必将深入人心。

葛兰在《我们灵魂的塑像》一文中花费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详述大地继承者的种种品质。从这些笔墨中,我们可以看出葛兰从伊斯兰的角度出发,对他所构想的人类理念进行了最为简洁的勾勒。他提出了大地继承者的八大核心品质28。这里的大地继承者,他在其他文章中也称为“有理念的人”。这些品质是:完美的信仰、爱、通过伊斯兰多棱镜过滤的科学思维、对观点和视角的自我评价与批评、自由地思考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具有社会道德心且重视协商决策的方式、数学思维、艺术感受力。

这八项要求从表面看来似乎和孔子对君子的要求、以及苏格拉底所说的美德都相差甚远,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这三者大有共同之处。在葛兰看来,一个有理念的人,其完美的信仰与爱,都是根植于伊斯兰的视角,建立在对真主的顺服之上的。这里所说的信仰与爱,其背景是因顺服真主而产生的一个更大的永恒架构。这种信仰与爱,如果被理解成最终是为了追求那种降文明于物质主义与感官享乐之格的世俗收获或物化存在,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它关注的是永恒真实,这一点和苏格拉底的守护者(Guardians)们是一样的。葛兰所提出大地继承者们要具备的科学与数学思维,这种观点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真理是唯一的,不可能被划分成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或信仰真理与理性真理两个相对立的领域。对于大地的继承者来说,真理是不可分割的,他们试图以科学和数学的严谨来理解所有真理。宇宙是造物主作品中的一部无限复杂的“圣书”,他们渴望推进对宇宙的科学理解。他们犹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博学多识,而不仅仅了解“宗教”学问。在治理和决策方面,大地的继承者奉行重视社会福利的标准,而不只计较个人得失。同时,他们重视协商与对话,认为这是决策的最好方式。他们和苏格拉底的守护者们一样,采用相互质问和分析的方式,目的是为了达成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一致意见。和苏格拉底的守护者、孔子的君子一样,大地的继承者也是严以律己,因为他们对自己进行苛刻的审视,挑战自己的思想观点。他们因为渴望真理和美德而不断地净化、升华自己。最终,也和守护者、君子一样,大地的继承者无论在那里发现美,都会欣赏。他们知道,不管是在美学、哲学、政治,还是在其他领域,唯有通过思想和创造力的自由发挥,那些经过培育的灵魂才能够创造出世界与人类的新局面。

葛兰的大地继承者和孔子的君子或者苏格拉底的守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穆斯林,是从伊斯兰的角度看待他们的存在并生成他们的世界观。大地的穆斯林继承者所不能够进行压迫专制的原因,也正是苏格拉底的守护者或孔子的君子所不能够进行专制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关怀全人类的利益并对内在的人类价值观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因为这些都接近于神圣性,这一点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葛兰对大地的继承者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说:

具有这些品质特征的人必将无往而不胜。然而,不是为了摧毁国家然后在废墟上建立首都,而是为了感动、打动人性中仁慈的思想、感情、心智,用爱、怜悯和仁慈来团结我们、振作我们,让我们拥抱一切、拥抱每个人,让我们重建破败不堪的家园,让我们为社会僵死的躯体中吹入生命,让我们成为血液与生命,流淌在灵体与存在的脉管中,让我们感受万物博大的欢快。这样的人,正是真主之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他们总是与万物造化息息相通。他们所有的行为与态度都是被掌控、监督的。他们每做的一件事,都有如在真主的监理之下所做;他们能够感受到真主的感受;他们能够通过真主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他们所说的话,都是来自于真主的启示;在真主的意志面前,他们犹如伽苏里(ghassal)*手中的死人;他们最大的力量源泉就是他们知道自己在真主面前的弱点、无能和一无所有,他们总是竭尽所能、不遗余力、避免犯错,目的就是为了利用那无尽的宝藏。29

显而易见,葛兰所说的大地继承者并不是打着真主或者伊斯兰名义的征服者。他们不是对异教徒发动战争的圣战者。反而,他们是具有非凡美德、良善和爱心的人,他们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至高无上的理念,并努力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人,下至贩夫走卒,上至圣贤哲人,都能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展现他们完整的人类潜力。而且,在这个世界中,社会成员本身就是充分实现人性的光辉榜样。

对于任何一个能够运转、情况良好、具有持久性的社会来说,这些有理念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心脏部位。如果没有这些人,如果没有这些理念和代表这些理念的人,社会的遗产就会变得悄无声息,而这个社会所能够取得的成就也会是昙花一现、朝不保夕的。葛兰说:

一个国家如果能够任用具有高尚的精神、理念和情感的人来做官员、治理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强大的国家。一个政府的官员如果缺乏这些高尚的品质,那么政府依然是政府,但不是优秀的政府,而且行之不远。其官员的恶劣行径迟早要暴露出来并败坏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30。

武力的统治是短暂的,而真理和正义的统治则是长久的。即使今天真理和正义还不存在,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胜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真诚的政治家就应该按照真理和正义的标准来自律和制定政策31。

葛兰和三方对话的其他两方一样,坚持认为社会的良善直接取决于社会领导人的良善;而且领导者以及其他代表这些美德的社会成员都要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志向。他们全心全意为人类服务,从不停止对未来的思考。他们让自己立足于永恒的精神价值观之上,对于所有的科技成就,他们都从永恒价值观的角度来对其益处给予评价。葛兰说:

他们百分之百地热爱真理、值得信赖,处处支持真理。在需要的时候,他们随时都可以抛开温暖的家园奔赴岗位。他们毫不贪恋世俗的事物、享受和奢华。他们用真主赐予的才华来造福人类并为幸福的未来埋下种子。他们不断地寻求真主相助之下的成功,就像母鸡保护小鸡那样竭尽全力保护这些种子不受伤害。他们将自己的毕生都奉献给了真理的道路……这些崭新的人集深刻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健全的思维、科学的态度和明智的行为于一体。他们从不满足于自己的知识,不断地追求新知识:认识自己、认识自然、认识真主。32

葛兰在此描述了理想之人,他们能够超脱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所说的那些连绵不断的诱惑,也就是对世俗享乐、财富和个人愉悦的贪恋。葛兰的理想之人,正如苏格拉底的守护者,不会屈服于这些诱惑,因为从本质构造上来看,他们所追求的是永恒的快乐、永恒的真理,所放弃的就是短暂的事物。同时,和苏格拉底及其守护者还有相同的一点是,他们对自身和自己的知识从不满足。他们总是更加前进、更加深入,在知识、美德、良善和真理方面渴望攀登新的高峰。在葛兰看来,土耳其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唯有由这样的人构成,或者受到了这些人的影响,人类的文明才会成为生机勃勃的文明,而不是死亡腐朽的文明。

葛兰对领导阶层的认识思路也是很开阔的,很明显是一种非政治意义的思路。他的布道演讲和学说本身并不是一种执政方针,也不是政治理论;这和孔子的学说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思想相反。葛兰是一个穆斯林阿訇和神学家,而不是政治学家和活动家。他并没有号召他的听众前去竞选公职或者接管政府权力。他并没有号召瓦解现有的执政机构。他的社会构想中肯定包括理想之人掌控政府权力机构这样的内容,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并不是这样表达的。相反,葛兰所说的社会领导阶层分布于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理想之人塑造社会的模式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去,他们是科学家、是教师、是商人、是服务人员、是父母亲、是公务员、是体力劳动者,等等。在很大程度这是一场由大众通过民主的方式发起的草根运动,代表这些美德理念的人们投身于报效祖国、为国家掌舵。然而,孔子、柏拉图和葛兰三人所期望的最终结局是相同的:在那些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人类的美德与良善理念的人的努力之下,一个秩序稳定、安居乐业的社会出现了。

所以,对话中的三方都从他们各自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同的历史时代出发,为我们总结提炼了一个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其美好生活都不可或缺的核心特征。这个核心特征就是美德,既是智识意义上的美德,也是道德意义上的美德。如果人们能够将他们自己塑造成具有智识和道德美德的人,那么他们就能过上最充实、最幸福的人类生活。而且,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得到那些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智识美德的人的领导,那么整个社会都会获得最长足、最有益的发展,因为这些人最有能力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具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或者只是他们自身的利益。在这些德行高尚的人的治理之下,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会获得充足的机会,以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美德之人从何而来?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到这些具有高尚的品质、且能够引导我们全体社会成员走向良善、真理和正义的人?这些人是不是自天而降、呼之即来,一来即可天下大治?他们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中的神灵吗?非也。这些人也是实实在在的人,而不是神。他们也是父授母孕、生自娘胎,他们也是被人抚养、教育成社会所需要的美德之典范。对话中的三方都一致认为教育是社会中的人们从自身当中培养这些具有美德的佼佼者的方式。所以,下一章我们就要讨论他们各自的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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