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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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公正论述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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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穆斯林的仇恨从十字军时代开始﹐因为那是一场彻底失败的战争﹐八百年来仇恨难消﹐例如他们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种种诽谤﹐一直延续到今天。  公元十二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会向穆斯林世界发动了侵略战争﹐杀人如麻﹐这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可耻行为﹐因为耶稣基督教诲基督徒要爱他们的敌人﹐不许可杀害  无辜平民。 那个时候﹐欧洲的基督教教士们把穆罕默德描绘成一个恶霸军阀﹐说他用刀剑创立了一个假宗教﹐名称是“伊斯兰”。

实际上﹐古代的欧洲教会对穆斯林发泄内心隐藏的私愤和嫉妒﹐因为当时的教皇正在制定教士们禁欲主义的法规﹐  把男女关系说成是最肮脏的行为﹐因此穆罕默德被描述成慌淫无耻的好色之徒。  今天的伊斯兰仇恨症﹐是在早先历史诽谤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后来排斥中东闪族人群的种族主义﹐歧视犹太人和穆斯林﹐痛恨他们的不屈不挠精神。  从古到今﹐欧洲人都说﹐“他们”与“我们”是死对头﹐是欧洲文明的“天敌”﹐不共戴天﹐必然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

这种思想始终活跃着﹐今天得以加强﹐因为穆斯林中确实有少数人利用伊斯兰的名义发动了袭击西方社会的恐怖活动﹐例如“9-11事件”。  旧仇新恨﹐构成了今日美国“世界反恐”战争的内在因素。  说句公道话﹐这些制造“9-11事件”的穆斯林恐怖分子﹐绝不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宗教﹐而是政治斗争的手段。  在任何宗教或意识形态中﹐凡是发生“原教旨主义”的时候﹐都不是正宗的思想主流。  二十世纪出现过许多穆斯林的思想家﹐他们在1950年代之前发表过许多著作﹐没有一个人鼓吹所谓的“圣战”﹐例如阿布-埃拉·矛杜迪  (1903-1979)和赛义德·古图布(1906-1966)﹐他们都主张逐步实现的社会改革。 他们深信﹐这样的社会改革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恐怖主义是犯罪行为﹐他们的罪恶使欧洲人对穆斯林的历史成见加深﹐并且找到了新的证据。  许多人希望看到穆斯林中有恶劣表现的人﹐证明是穆罕默德错误思想的恶果﹐而从不屑了解一些历史的真相。  他们想当然地认定了穆斯林都是天生的坏胚子﹐创立了伊斯兰信仰﹐在犹太与基督教的传统中没有这样的基因。 美国作家罗伯特·斯宾塞(Robert  Spencer)的观点正中他们的下怀﹐他突然间变成了时代的伟大作家和文化勇士﹐因为他借机会表演﹐发表对伊斯兰的各种歪曲言论。

斯宾塞研究伊斯兰长达二十年之久﹐他抱定了毁灭伊斯兰的决心﹐在各种著作中寻找伊斯兰的纰谬﹐证明伊斯兰是邪恶的宗教。  他是受到错误政治倾向诱导的学者﹐坚定不移地要否定伊斯兰﹐所以能写出充满仇恨的书来﹐使西方的读者感到压抑和沮丧。  谎话说得太多了﹐只会使人感到不可信。 例如他在描述穆罕默德产生的历史背景时﹐他所讲述的阿拉伯半岛公元七世纪的社会和文化﹐怪诞不经﹐扑朔迷离。  他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穆罕默德生活的环境使他行为恶劣﹐结果适得其反﹐使读者不敢相信是真话。

任何宗教﹐在社会实践和信徒的表现中﹐都是多样性的﹐鱼龙混杂。  如果决心对任何一种宗教吹毛求疵﹐都不是一件难事﹐都能从他们的人群中找出不同一般的个别人来。  例如﹐他所引证的《古兰经》经文﹐都是缺少前后连贯的思想体系﹐孤立一个词组或短句﹐于是﹐借题发挥引向他想要恐吓读者的结论﹕穆斯林要杀害所有的犹太人  和基督教徒。  他对《古兰经》中大量对信士的善言引导一律视而不见﹐例如真主命令穆罕默德对非穆斯林说﹕“我不会崇拜你们所崇拜的﹐你们也不会崇拜我所崇拜的﹔  你们有你们的报应﹐我也有我的报应。”(109﹕4-6)

我们比较各种宗教的历史表现﹐例如犹太教或基督教﹐远远不如伊斯兰对社会仁慈和宽容。  在伊斯兰时代的西班牙﹐当时三大宗教的信徒和平共处﹐穆斯林统治者遵循《古兰经》以平等和宽容对待其它信仰的民众﹐为中世纪的欧洲树立了光辉榜样。  基督教的拜占廷帝国禁止犹太人居住在他们祖先的圣城耶路撒冷﹐而哈里法欧麦尔率领伊斯兰大军在公元638年从罗马人手中夺取了这座圣城﹐发出通告﹐欢迎犹  太人返回他们的老家﹐并且称他们是弥赛亚(犹太人相信的救世主)的先驱子民。 斯宾塞对这个重要的史实不感兴趣﹐在他的文章中只字不提。

穆斯林占领耶路撒冷之后﹐一千四百年﹐同城中的犹太人从来没有冲突﹐互相享有人间的太平。  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同穆斯林的矛盾是在西方制造了以色列建国之后新起的纠纷﹐是当地两族民众不幸的历史新篇章。  当涉及到穆罕默德守卫麦地那和光复麦加的历史﹐斯宾塞又在回避真主对他使者的启示﹐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措施﹐并且启示他许多战争的道德原则﹐例如禁  止侵略﹑禁止滥杀无辜﹑禁止破坏财产和自然环境。  斯宾塞不希望人们知道《古兰经》引导信士同敌人和平谈判和遵守协约的经文﹐也不如实叙述穆罕默德和平进入麦加城的历史壮举。

西方人对伊斯兰普遍无知﹐知识一片空白﹐斯宾塞对无知的读者以专家学者的外衣向他们灌输扭曲的伊斯兰形像﹐这是犯罪行为﹐至少缺少传播知识的道  德准线。 他的书﹐除了误人子弟﹐制造社会混乱之外﹐对少数伊斯兰极端份子有利﹐他们用来向民众宣传﹐西方人就是这样仇恨穆斯林﹐从来不公正。  他们以此为理由﹐向西方人发动恐怖袭击﹐因为斯宾塞制造了西方人仇恨穆斯林的假象。  在伊斯兰“吉哈德”精神上﹐斯宾塞不厌其烦地大肆发挥穆斯林杀戮的理论根据﹐满篇都是造谣和谎言﹐因为吉哈德的开始﹐是在穆罕默德的晚年﹐真主允许他拿起  武器捍卫麦地那穆斯林社会的生命和财产。 穆罕默德归真之后﹐第一位继承人哈里法阿布·伯克尔﹐得知边远地区有叛乱﹐他派遣军队去维持治安。  军队出发前﹐哈里法向出征的将士们训话说﹐“不许可杀害妇女﹑儿童和老人”﹐“不许可临阵脱逃﹐不许可焚烧房屋﹐不许可破坏庄稼”﹐大军所过﹐秋毫无犯﹐  坚守穆罕默德确立的战争道德规范。

在伊斯兰的历史长河中﹐战争的时期很短﹐和平的时期久长﹐即使在战时﹐少数人上前线﹐多数人在后方过和平生活。  长期以来﹐对于绝大多数数穆斯林﹐吉哈德早已失去了战争的意义﹐而是促使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端正行为的精神调解阀﹐例如为维护正义事业的勤奋努力﹐以及与  个人私欲和邪念的思想斗争。

在“9-11世界”之后﹐许多伊斯兰学者出面向西方社会解释﹐希望消除普通大众对伊斯兰的误解和成见﹐例如塔里格·拉玛丹教授。  他们面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各种挑战﹐据理力争﹐例如穆斯林女子为什么戴盖头﹑伊斯兰许可多妻的法律意义﹑在麦地那时期穆罕默德对当地犹太人的政策。  这些论述﹐实事求是﹐以法学理论和历史真相为根据﹐但在西方﹐闻所未闻﹐因此他们的解释和数据应当是对西方人的知识补充﹐起到平衡作用。  拉玛丹在概括穆斯林性格时﹐提出的三个要素﹕和善(ar-rafq)﹑宽容(al-ana)和坚守基本原则(al-hilm)﹐值得西方人深思。

拉玛丹教授的许多文章和著作值得我们多读﹐帮助西方的知识分子认识伊斯兰的内在本质﹐也帮助许多人转变态度。  有不少的西方人﹐根据自己的浅薄理念﹐经常提出这样的幼稚问题﹐如“为什么伊斯兰中没有出现过改良运动﹖”  “为什么穆斯林世界还没有出现一个新的温和派势力﹖”  这样的问题标志着对伊斯兰无知﹐只要西方人存在这样的期待﹐就不可能公正对待穆斯林﹐东西方之间的和平不会很快实现。  可能我们等待到天荒地老﹐也不会看到这一天﹐因为内在的要素决定了伊斯兰是不可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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