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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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围城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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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看过钱钟书先生名著《围城》的人,一定都会对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的这段题记记忆深刻:“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站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欲望大都如此。”

“围城现象”广而思之,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反映于方方面面。四周围墙闭合,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皆围在其中,阻断了内外的交往与沟通。里面的,渴望精彩的外部世界;外面的,望着高大的城墙,激发了猎奇心理,渴望一窥里面的神秘。然而,厚实的围墙拒绝了渴望,导致了内外茫茫两不知的遗憾与无奈。

围城其实也是伊斯兰在中国状况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造成了中国伊斯兰画地为牢、止步不前、自生自灭的萎缩局面。同时,也阻隔了外界对伊斯兰——这一伟大文明了解的渠道。我们应该对于这一文化失语现象进行剖析,找出解决之道,冲破重围,使得伊斯兰在中国获得新生。当前处于信息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这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都在利用对话平台积极地表现自己,以期得到外界理解,面对历史给予的机遇我们不能再无所作为了。为此沿循历史的轨道,回顾围城产生的原因,对于找出突围之道是十分必要的。

在中国十个信仰伊斯兰的少数民族中,回回民族的人数约占半数,近1000万。一个民族重要的标志因素是语言同一化,从这一层面考量,汉语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回回民族形成的过程。回族在汉语化后,在宗教上必然以汉语为主要的表述工具,这就使他们具备了对内对外阐扬伊斯兰的主动话语能量。然而这一能量的储备过程却历经了数百年。

历史上人类的聚居大致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土著居民的自然居住区,二是外来人口因民族、语言、信仰、习俗相同而形成的聚集区。回回先民的早期居住方式属于后者。这就是史称的“蕃坊”。这样的居住方式原是出于自身的需求,但在便于管理和招引穆斯林商贾的双重目的驱动下,官方顺水推舟,予以行政上的承认。蕃坊这种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取得合法地位后,其司法也相应独立。据《唐律疏议》蕃坊居民犯法可“依本俗法”判决。司法独立使蕃坊具有了更大的独立性,同时也导致了更大的自我封闭性。除了外出经商者外,长期处于封闭生活状态的蕃坊人在心理上更趋于认同性,弱化对外交流性。这里面语言不通,应是主要障碍。另外一面,在一个传统信佛的国度,广大国民往往以其固有的信仰来揣测异己的信仰。从他们把伊斯兰信仰的真宰叫做“佛”,甚至把穆罕默德也称为“佛”来看,确实缺乏基本的交流要件。这样就更加导致了穆斯林信仰的内部化和家族传承化,“他们不求人知,大概也不愿人知”了。(此语引自杨怀中“回族史论稿”文)由此成为回回围城之发端。

经过唐、宋两代的孕育,回回在元代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很快就告别了“回回遍天下”的暂短辉煌。

有明一代,明太祖朱元璋,对立下汗马功劳的回回开国元勋怀有戒心,但投鼠忌器,采用的是恩威并施的策略。剪灭回回将领权力后,朱元璋露出了歧回的面目,在他的“禁海令”的推行中,回回的国际商贸活动大为减少,相当部分转向农业生产,从而导致居住上的稳定,形成了不同地区“围寺而居”的民族自然生存态势。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归化,明王朝还颁发了禁止穿胡服,操胡语,姓胡姓的政令,加快了汉化速度。在婚姻上禁止族内自相婚嫁。《明会典》卷一四一刑部十六《律令.婚姻》:“蒙古色目人婚姻: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人官为奴。”这里的色目人,就是对定居于华夏,信仰伊斯兰的各个外来民族的统称。这一律令的实施,却相反相成地促进了回族人口的增长速度。而语言的统一和相对集中的居住格局,在客观上使回回民族终于稳定成型。大大小小的回回围城更加广泛地分布在华夏大地。

至明晚期,由于语言汉化,教、族内部对于经典的理解人数急剧减少。一代回儒经师胡登洲鉴于“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并且“目睹中国回教之不振”,便“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收徒讲经,立志兴学”于是开启了经堂教育的先河。

囿于汉语用于表述宗教教义的局限和汉语运用未到得心应手之程度,在经堂教育中便保留了大量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这就是所谓的经堂语。现代学术研究成果表明,经堂语既有当时的汉语言特征(元、明官话)又有汉波(波斯)、汉阿(阿拉伯)的语言搭配,甚至阿文语法结构,此外还借用了部分儒、佛、道诸家的专用语转述教义。在宣教上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导致“他们不求人知,大概也不愿人知”的现象产生,其宣教的侧重点始终停留在族内。由此产生的阐扬教义的模式对内尚可,对外必然收效甚微。

明末清初,以王岱舆、刘介廉为代表穆斯林先贤,在对外宣教上作过以儒释教的尝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终因曲高和寡,未能发扬光大。

满清入关,一统天下。由于是少数民族政权,其早期更多地考虑以汉族为主的民族和解政见。对于回回等少数民族采用“齐其政而不改其俗”的政策。至清中叶以降,随着反清暗流在边远地区民间的涌动和西北回回门宦势力的兴起,其策略由防范转入“以回制回”和屠回的弹压,手段之残忍为历代所未有。回回教、族遭受的损失惨重。这进一步造成了回回民族整体上的内敛性和个体性格的内向性。对外宣教的点滴企望随之殆尽。

历史中得出的惨痛教训之一是,回教不为回族所独有,“不求人知”必然引发他者的猜疑与误会,对外宣教是消弭误会与弘扬伊斯兰的必由之路。而兴教兴族是对外宣教的先提条件。具有远见卓识的一代名师、伊斯兰教育改革家——王宽(字浩然1848—1919)大阿訇应时而出。他于1906年赴麦加朝觐后,游历埃及、土耳其等国,考察了伊斯兰教育。对比之下,深感中国伊斯兰教育的落后。翌年回国后,即为改革经堂教育而奔走。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内创办了新型的回文师范学校。这一举措为中国回族新学之肇始,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在残酷的现实的刺激下,逐渐觉醒,各种思潮迭起,但中心都是以救国救族为己任。这是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的时代。回族知识界亦然。1906年,丁国珍先生创办《正宗爱国报》;翌年,丁竹园创办《天津白话报》及《天津竹园报》;1908年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创办的“醒回篇”刊物,虽然只出了一期,但意义同样非凡。这一系列回族刊物的问世,是回回民族走出历史阴霾的前奏曲。

清王朝的覆灭标志着中国千余年封建统治的结束。在国民教育方面,学堂替代了私塾。回族教育,以王宽(字浩然)大阿訇为代表的回族新学,部分地替代了经堂教育。其中以成达师范(1925年创立于济南)、上海伊斯兰师范(1931年迁往甘肃平凉,改名为国立陇东伊斯兰师范)最为著名。
与此同时,中国伊斯兰界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走出国门,与伊斯兰世界交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月华》期刊于1934年发表的《滇沪派遣留埃学生》的社论中指出:“千余年来之中国回教,自传入腹地,即与世间离,独成系统;外界之来往既断绝,世界回教之大势,于焉莫明;故宛如世外桃源,大有不复知有汉魏之概!年来民族之几被同化;宗教之等于具文,未尝不由于是也!”

经过多方努力沟通,云南回教俱进会终于在1931年,派遣了第一届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留学生。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壮举。它的意义在于“此种孤立之局面,由以打破,而加入世界回教之舞台矣!”(引文同上处)这一重大的留学举措,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共计33人取得学士、硕士学位。他们中的大多数学成归国,在不同的领域对于中国伊斯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然而,这些局部的举措,对于整个民族的教育,显然是杯水车薪。新学教育无力辐射到广袤的中华大地的回回角落。对于更多的专职宗教人员——阿訇的培养,还依赖于旧式的经堂教育。滞后的教育方法显然适应不了时代变化。尽管那个时代也出现了王静斋、哈德成、达浦生、马松亭等著名大阿訇,但相对于诺大中华之宣教重任仍如凤毛麟角。旧体制培养出的大多数阿訇的汉语表述能力的缺失和综合素质的先天不足,决定他们的宣教意识和宣教能力。他们仅仅满足于族内宗教生活的需求,对外则长期处于失语状态。这样的围城现象,给汉族中的沙文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对伊斯兰普遍误读的国民心理,一次次挑起事端,制造了数起辱回辱教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和民族间的裂痕。

新中国建立,民族信仰得到宪法保障。但在“极左”时期,民族宗教政策遭到践踏,包括伊斯兰在内的宗教文化几近灭绝。这是历史留给人们的沉重教训。

在我们跨入二十一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穆斯林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我们没有理由,将伊斯兰这一本应与自己同胞共享的伟大文明,再屏蔽于小小的围城之内了。当前各种媒体为我们提供了宣教平台,由全国各地阿语学校、学院培养出的阿訇,以及留学阿拉伯及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学子,是当年的几十倍、上百倍,可谓人才济济;而整个民族自身,也具备了用汉语充分表述伊斯兰思想的能力。我们没有理由再沉默下去了。我们要做到是:对内精诚团结,提高整体素养;对外汲取一切有益的知识,把握时机,积极加强对话,向国人阐明伊斯兰要义,让更多的人了解伊斯兰,以弥合历史罅隙,并使人们在了解当中逐渐认识到,伊斯兰不是某些民族(如回、维吾尔等)的宗教,而是全人类的宗教。伊斯兰的主旨是在承认独一造物主宰的基础上,力行公益事业,以中正之法,完成好代表独一的主宰治理世界的天职,使世界走向和平之道。让我们同心通力,在和谐的乐曲中奏响伊斯兰的天籁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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