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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领导力与商学院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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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德国人的敬业精神,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学习韩国人的“耻为人后”的不服输精神。但是,时至今日,是到了东西方相互学习、双向学习的时候了。系统的、整体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以及“和而不同”等思想,已经对(必将继续对)西方世界发生影响。双向多维学习还包括,既向现代学习,也向历史学习。如果说面对现代和未来保持开放是一种聪明,那么面对过去和历史保持一份虚心则是智慧。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其文化博大精深,当可从中吸取宝贵养分。

 

一、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比较

 

只有意识到差异,才能正视差异,才能为解决因差异而导致的跨文化冲突寻到一把开启的钥匙。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彼此渗透和文化融合是大趋势,其差异是相对的,对差异亦可作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读。在下面的比较中,试图梳理一些主要的差异,并有意放大这些差异,一来是为分析表述的方便,更主要的是要提示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1、总体与功能。与西方人相比,东方在思考问题时,通常是从总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关系,主体和客体相融合。西方倾向于主体和客体相分离,在处理客体时,会把客体从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专注于事物本身具有的特征和功能。分析问题时,强调化整为零,从局部入手,通过对局部的认识达到对整体的把握。这点在西医和中医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医看病是望、闻、问、切,从整体把握,看患者的阴阳是否平衡,经络是否通畅,治疗方法是通盘考虑,固本培元,标本兼治。西医通常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依据对各个局部所做的生化、CT、核磁共振等检查结果提供治疗方案。

 

2、和合与分别、三文化与二文化。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中说:“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精髓,东方人一向以“和”与“合”为至境。拍照拍“合家欢”,见面行“合十礼”,说话要“和颜悦色”,做事要“和衷共济”,做人要低调“和光同尘”,艺术品要“诗画合璧”;生意推崇“和为贵”,音乐讲究“和乐唱和”,医学主张“身和气和”,政治诉求“政通人和”;美好婚姻誉之“天作之合”,好事齐聚谓之“珠联璧合”。在治学方面,博雅会通是东方人的学术特点,而细分专业则是西方的学术特点。因此,东方(古代)多出通才杂家,西方则多出专家。从哲学上看,西方深受基督教“二元主义”文化的影响,重独立、重对立、重竞争,崇尚竞争哲学和斗争哲学,是“二文化”,强调二分法。东方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崇尚中庸之道,执两用中,讲究兼顾与调和,不极端,不偏颇,不片面,不固执,可谓之“三文化”,强调“一分为三”(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除了“非此即彼”,还有“亦此亦彼”,并且可使对立互为中介,可以寻求第三条道路。

 

3、逻辑与辨证、演绎与归纳。美国密西根大学的Nisbett教授指出,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思维为主要特征。诚然,东方擅长思辨、体悟,基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认知,靠洞察力、潜意识甚至第六感官进行思维,常撇开细节枝节和过程,无需求证,靠直觉指引,直指问题的本质和核心。西方则更多地运用逻辑,不管是形式逻辑还是数理逻辑,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其思维缜密严谨,环环相扣,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严格求证。逻辑思维为西方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爱因斯坦曾言:西方之所以(暂时)优于东方,是因为西方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早期建立,及近代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的发展。再则,西方思维是演绎型的,从一般到特殊,从一般原理或前提出发,经过删除和精化的过程推导出结论,通常在蕴涵的概念下进行。东方的思维方式则是归纳型的,从特殊到一般,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见微知著。

 

4、定量与定性、绩效与操行。西方在分析问题时,尽量拿事实、数据和报表说话;在制定目标时,强调目标的可度量性,注重将目标细化、量化、节点化。东方更倾向于从事物的性质上加以把握和判断,把定性放在首要和优先的地位。西方强调绩效和结果,倡导绩效导向,数字说话。在承认辛劳、苦劳、疲劳的同时,更看重功劳。对一个人认可与否,不是看他的身份、头衔,也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业绩。东方在评价一个人时,固然会看其客观绩效和结果,但对其主观的努力和做事的过程同样予以充分考虑,尤其是本人的态度、操行和修养。儒家文化十分强调个人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放到第一位。东方在判断一个人时,比较注意其身份,特别注重老幼有序,君臣有别。

 

5、方与圆、术与道。圆可以解读为灵活性,东方崇尚“圆”,凡事讲变通,善于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做人讲圆融,于人方便于己方便,注意换位思考。西方崇尚“方”,“方”可以解读为原则性。做人中规中矩,棱角分明;做事讲究章法,遵从规则,按部就班,机械化作业,程式化加工。西方人重“术”。“术”可狭义地理解为技术、技能、技巧、诀窍或学术,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专业的执行能力,即“正确地做正确的事情”(doright thi ngs ri ght)或“有效率地做有效益的事情”的一整套方法。比如说六西格玛、平衡计分卡、价值链分析等等,就是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一整套方法,西方在这些方面非常擅长。这也是为什么在全世界众多商学院里,西方教材尤其是美国教材占优的重要原因。东方人尚“道”,坐而论道,起而行道,参禅悟道。概而言之,道是存在的终极,意识的极致;是事物内在的根本的规定性,是事物存在和变化最普遍的原则;是将经验上升为概念,上升为理念,再上升为哲学,再进一步凝炼后的最高境界。“术”可学可教,然而“道”不可学也不可教,故有东方神秘主义一说(F·卡普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6、求真与务实、本原与终极。如果把“求真”视作“学以致知”,而将“务实”视作“学以致用”,那么相对而言,西方人求真,东方人务实。西方思维里有一种传统,就是高度关注“精神性”,追求“本原性”,倡导学以致知,为学问而学问,凭着自己的真性情、好奇心,甚至仅仅因为爱好或有趣,不断追问,不遗余力地探究人生的根基、事物的本原。牛顿寻求“第一推动力”,爱因斯坦探究“统一场”就是极好的佐证。东方人强调务实,做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最终(终极)得到现实的效用和利益。《九章算术》的影响力和对人类知识创新的推动力之所以不及《欧氏几何》,很重要的原因是《九章算术》止于实用的层面,未能透过实(应)用进一步构建“形而上”的知识体系和学理探索;李约瑟所著《中国科技史》详举了古代中国众多的智力成果,但细加思量,其中多数成果为实用的技术性发明,而很少理论层面的成就。

 

二、跨文化领导力的挑战

 

正是因为差异性,才导致多样性,多样性才导致丰富性。

 

实证研究表明,在全球各种文化中,最受欢迎的领导风格是:可靠、灵活、动机的激发、聪明、决断、可信赖、团队精神等等,不管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大家都推崇认可,有共识。最不受欢迎的领导风格为:不合作、喜怒无常、自私自利、粗鲁、独裁、自我为中心等,这些都是东西方领导者要注 意克服和避免的领导方式。对于像服从、向上司挑战、圆滑、敏感、固执等领导风格,则颇具争议性。服从究竟好不好?向你的上司挑战对还是不对?不能一概而论。

 

综上我们看到,东西方的思维方式、领导风格、文化特质、沟通习惯、价值判断标准等,客观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在相对封闭隔离的环境中,这些差异容易被忽视,引发的问题也是个别的、局部的、非典型的和非尖锐的。然而,今天的经济已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开放的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是一个既高度分工又高度综合集成的经济。开放的世界需要国际化的团队,而国际化的团队必然面对劳动力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问题,必须面对跨文化领导力的挑战。

 

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解决之道又是什么?首先,要正确认知、理解、尊重跨文化的差异性。以前我们害怕差异、厌恶差异,习惯于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千人一面,追求万众一心、异口同声。实际上,这既不可能也没必要,甚至有害。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差异,容忍差异,应该深刻地认识到,正是因为差异性,才导致多样性,多样性才导致丰富性;而单一性将导致脆弱性、濒危性。热带雨林之所以生机勃发,就是因为其既有高大的乔木,又有低矮的灌木和草本植物,还有附生植物、苔藓地衣及腐殖真菌,它们共生共荣,相得益彰,各为其为,各得其所。对待差异性还不能被动消极地应对,除了正确认知和充分尊重外,还要用好用足差异产生的效用。因为差异产生张力,张力产生动力,由此整个社会才会生生不息,充满活力。

 

其次,要增强跨文化领导的责任,招聘和选拔胜任跨文化的领导者。第三,要强化沟通和互动。当今国际政治的主流已经从对抗转向对话,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和社会生活亦必须加强沟通,通过沟通来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减少隔阂,寻求共识;要宽容分歧,求同存异。第四,通过教育培训方式提高跨文化方面的素质、能力和技巧。

 

三、商学院的使命

 

中国的商学院应该教会学生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仅仅是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具有“管理大师中的大师”“管理学教父”美誉的彼得·德鲁克(PeterF.Drucker)讲过一句话:21世纪的经理人只有两类,一类是具有全球视野的经理人,一类是下岗的经理人。十多年前主要还在讨论要不要国际化的问题,今天却要回答如何全球化的问题。商学院应该培养和锻造一批批具有全球观念、民族精神、专业能力和本土功夫的英才,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管理人才。中国的商学院应该教会学生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仅仅是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

 

为此,商学院需要重点解决培养理念和培养措施这两类问题。关于培养理念,应该让“和而不同”的思想在学生心里扎根。“和而不同”是东方智慧,是晏子的说法。西方有类似的表达,叫作“Enrichment through diversity (因多样而丰富)”,这在上文已有较充分的说明,不再赘述。

 

关于具体的培养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四个国际化”的统一。一是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包括国际化的教学理念、国际化的教学大纲、国际化的课程设置、国际化的案例,还包括学生学习经历国际化的安排与实施;二是国际化的一流师资,要求教授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的知识结构,国际化的学术背景,教授的学术研究必须与国际接轨,应及时了解当前国际相关学术最新发展方向和水平,以此启发和激励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同时,还要求教授深谙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的实际运作;三是国际化的学生。考察一所商学院是否一流,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看有多少“非本土”的学生;四是国际化的优秀管理团队。这种管理团队的领导,必需有卓越管理才干和相当的学术造诣,能领导和团结团队实现其愿景。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是国际认证。一流的国际商学院需要全球其它商学院的认同与肯定。遵从国际标准、参与国际排名、争取国际认证,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化标志。通过国际认证来进行对标,查找不足,拾遗补缺,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和提升;通过国际认证来加强交流,扩大影响,打造品牌。目前,国际上有两个最为著名的商学院认证体系,一个是美国的AACSB(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 ness,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还有一个是欧洲的EQUIS。这就像企业里的ISO9000、ISO14000等一样,这些标准从多个角度衡量一个商学院的国际化水准,主要是办学质量、管理规范化等。

 

第三项措施,也是我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双向多维学习。25年前如果我们不懂得或不善于向西方学习是我们的无知,25年后如果我们还在一味地、单向地向西方学习则是我们的无能。我们当然应该一如既往地向他人学习,凡是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或地区优秀的东西都要学,绝不排斥和拒绝。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德国人的敬业精神,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学习韩国人的“耻为人后”的不服输精神。但是,时至今日,是到了东西方相互学习、双向学习的时候了。曾几何时是“西学东渐”,今天我们已经欣慰地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东学西渐”。系统的、整体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以及“和而不同”等思想,已经对(必将继续对)西方世界发生影响。季羡林先生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变迁。他认为在人类发展到21世纪的时候,以形而上学式分析为主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代之而起的必然是综合见长的东方文化。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东方人(中国人)应该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新时代应有的贡献。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况且,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双向多维学习还包括,既向现代学习,也向历史学习。如果说面对现代和未来保持开放是一种聪明,那么面对过去和历史保持一份虚心则是智慧。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其文化博大精深,当可从中吸取宝贵养分。大家若对道德、宪政、权利等方面问题感兴趣,并有意识地把老子和哈耶克的著作,孔子和柏克的著作,司马迁和亚当·斯密的著作对照研读,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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