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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赫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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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c Kamp摄,来自: www.dominickamp.de ) 在中世纪伊斯兰史学发展的晚期,西方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史学大师,这就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赫尔顿(1332-1406年)。 伊本赫尔顿的祖先在8世纪时随着穆斯林的政府大军从也门迁徙到西班牙,他本

 
(Dominic Kamp摄,来自:www.dominickamp.de

在中世纪伊斯兰史学发展的晚期,西方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史学大师,这就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赫尔顿(1332-1406年)。

伊本•赫尔顿的祖先在8世纪时随着穆斯林的政府大军从也门迁徙到西班牙,他本人出生于突尼斯,曾经在北非的穆斯林小王朝中担任高级官职。后来因官场失意,于1362年到西班牙格拉纳达的奈斯尔王朝宫廷中任职,曾受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委派,前往西班牙的基督教国家卡斯提进行议和谈判。后因受到猜忌而返回北非马格里布,在一个穆斯林小王朝中又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不久他退出官场,隐居到位于现阿尔及利亚东北部的赛拉麦城堡里,开始撰写他的历史巨著,一直到1382年。这一年他出发前往圣城麦加朝觐,但中途滞留在开罗,应邀到世界著名的爱资哈尔清真大寺讲学。1390年,他被马穆鲁克朝苏丹贝尔古格(1382-1399年)任命为开罗城马立克教派大法官。1401年,当武功显赫的帖木儿大帝率领蒙古军队横扫整个西亚,并兵临马穆鲁克朝统治的大马士革城下时,伊本•赫尔顿跟随苏丹纳绥尔•法赖吉(1399-1412年)去同令人生畏的帖木儿谈判。“帖木儿打量着这位史学家的高雅风采,对他的不凡姿态感到惊奇,对他的口才大为折服。他让其坐到自己身旁,对自己能有机会认识如此博学之人而向对方表示感谢。”[1]

赫尔顿与以往的史学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反对把古代的神话和传闻当做史料的传统做法,着重研究历史事实的真相和历史事件的本质,力图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位史学大师的蜚声世界的历史巨著名为《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和原委》,全书共分三编,即绪论、正文和附录。正文论述了阿拉伯人及其周围各民族的历史。附录概述了柏柏尔人和北非各穆斯林王朝的历史。而使赫尔顿美名远扬的是这部巨著的第一编绪论,全称为《人类文明的本质,乡村、沙漠和城市,统治权的获得,收入、生计、学问、技术等文明出现的所有现象,其理由和原因》,简称《历史绪论》,约占全书的七分之一。在书中他努力探讨民族盛衰的规律,突破了旧的史学研究的局限,第一次提出了他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理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为何呈现纷繁复杂的状况?各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为何会出现较大差异?伊本•赫尔顿认为,应该从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中去寻找根源。他在《历史绪论》中强调要正确认识气候和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外在和内在的差异。所谓外在的差异,包括了人们的肤色、体质乃至生活方式的不同。如寒冷地带居民肤色较白,体质健壮;热带地区居民肤色较黑,体质孱弱。温带地区居民生活优越,经济发达;寒带和热带地区居民生活落后,近于野蛮。所谓内在差异,指居民的个人性格乃至整个民族性的不同。如热带地区居民性格兴奋,处事轻率,对未来从不关心;寒带的居民则相反,性格阴郁持重,对未来非常关心,甚至随时忧心忡忡,担心将来无法生活。由于地理环境造成的食物的丰裕与不足,同样对居民的性格产生影响。如物产丰富地区的居民,由于生活舒适,营养过剩,从而引起性格懦弱,思维愚钝,行为懒惰;另一些地区的居民则因土地贫瘠,生活困苦,因而性格优良,思维敏捷,勤劳进取。因此,在生活艰苦的乡村和沙漠中的居民,大多朴素。善良、勇敢,宗教信仰虔诚,但不服从公共权威。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便是其典型。而城市中的居民正好相反,生活的优裕使他们大多懦弱、狡诈,对宗教信仰不虔诚,并且由于他们过分依赖公共权威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从而很容易丧失勇气和抵抗力。[2]城市居民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乡村和沙漠中的居民,前者必须依靠经济上较严密的分工协作和政治上较完整的组织管理才能生存;后者由于主要依赖个人的勇敢机敏,不服从公共权威,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经济和政治质地。

赫尔顿认为,人类社会各集团之所以具有不同性质,并非由于种族的先天差异,而是受地理、气候、物产多寡等后天的环境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旧的历史观往往“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3]。赫尔顿的理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状况有机地联系起来,认为人类体质和性格的差异、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与落后,并非是因种族的优劣等,而是取决于客观自然界的影响。

当然,赫尔顿的理论存在着把地理环境的影响绝对化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发展的区别。赫尔顿提出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理论,为近代西方的地理社会学奠定了基石。近代西方地理社会学的创始人孟德斯鸠的理论,显然受到赫尔顿观点的影响。

旧的历史学往往“至多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4]。伊本•赫尔顿则突破了旧史学研究的局限,在自己的社会历史研究中着重考察了人类的经济活动,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理论。

首先,赫尔顿提出了“劳动协作论”。他认为,人类要获得生活必需品,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通过人类以社会结合与协作的方式而从事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才能维持人类的生存。这种相互之间的社会结合与协作,对于人类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无论经济水平和生活方式皆有很大差距呢?这正是因为二者的社会结合与协作程度不同。乡村由于人口少且分散,协作程度极低,故生产水平低下,产品仅能维持最低生存,生活方式落后。城市居民以工商业为生,人口多而集中,社会结合紧密,协作程度高,因而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除满足生存之必需外,还有剩余物品可满足安逸和奢侈的需求。城市居民正是因为人口多而协作程度高,才会有多余劳力去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乡村居民正因为人口少而协作程度低,不可能有剩余劳力来创造生活必需品之外的社会财富。这样,就出现了城乡之间的差别。[5]

赫尔顿论述的社会结合,也就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某种生产关系。他把社会史研究的着眼点放到人类最基本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上。在工业革命以前的4个世纪,赫尔顿作为一名穆斯林学者,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已对人类将来会出现的社会化生产有所预感,率先提出了前人未曾提出过的经济理论,展现了这位大学者的睿智。他的劳动协作论对后世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在赫尔顿去世三百年后,英国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他的“分工论”,其中的许多观点赫尔顿早已有所论述。

伊本•赫尔顿的经济理论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一理论中,他将社会历史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城市商品经济领域,探讨了市场的价值规律,他认为,一个人运用技术获取的货币收入,就是此人的劳动力的价值量。当然,在生产过程中也有一些劳动力之外的因素,如劳动对象等。但劳动是最重要的,其价值也最大。一般情况下,劳动构成了商品价值之大部。商品以其中包含的劳动价值量作媒介进行交换,无劳动即无收益。当然,在现实社会中也有利用特权获得受益者,但那是无偿占有了他人劳动创造的价值,所占有的是劳动力价值与商品总价值之间的差额。赫尔顿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事实。他指出由于劳动力可以创造出商品的价值,所以劳动力本身也就被当成了商品,在城市中劳动力市场上交易。其中技术性劳动力价格上涨,如普通商品一样,其价格根据供需状况围绕“事实上的价值”而上下波动。[6]

赫尔顿的劳动价值已触及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即商品是根据其中包含的必要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进行交换的,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同时,他也朦胧地感受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即他指出的特权阶层所占有的是商品总价值与创造这些商品的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虽然他未能对此作深入系统的论证,但他凭借自己对社会的细致观察和高深的学术造诣,初步提出这一论点,在中世纪时代的确难能可贵。

赫尔顿还分析了人民的经济活动与国家统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国家通过税收与人民沟通,如果国家对人民课税率低,则人民收入高,劳动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加,国民生产就兴旺发展,就会产生更多的财富,国家的税收就会增加。如果国家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奢侈享乐而增加税收,则人民受益减少,劳动积极性降低,社会生产停滞甚至倒退,国家税收就会迅速减少,背叛国家的事就会随之发生。赫尔顿在此巧妙地论证了经济发展与政治统治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剥夺人民生计的经济政策终将导致文明衰落,王朝灭亡。[7]

伊本•赫尔顿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对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国家统治的研究。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论:

1、首先论证了王权产生的必要性

他认为人类一方面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社会结合与协作,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的生存又与他人进行争斗,这种争斗往往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为了减少这种争斗造成的损失,保全大家的生存,人类必需一种仲裁力量或统治者,这种力量或统治者就是王朝或国家。赫尔顿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把国家的产生与人们的生存和各社会集团(阶级)之间的斗争联系了起来,这显然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

2、国家建立的条件

赫尔顿在此提出了他的“连带意识论”,即要建立国家政权,人们必须要有一种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形成的共同意识,即“连带意识”。有连带意识的集团成为连带集团,许多小的连带集团结合为一个大的连带集团。其中必有一个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的核心集团,该核心集团中最具统治才能者,掌握整个连带集团的最高统治权。这种最高统治权就是王权,其具体实体就是王朝或国家。因此国家必须借助连带意识才能建立。赫尔顿的所谓“连带意识”,可以理解为一种近似从氏族意识向民族意识转化的集团共同思想。他考察了西亚、北非许多游牧地区国家建立的状况后,发现这些国家不少是由一些游牧集团组成,这些一盘散沙般的小集团之所以能接受国王的统治,正是因为具有服从统治的连带意识。赫尔顿认识到了一个政权必须要对所辖地区的民众有一种凝聚力或向心力,要唤起民众拥护该政权创建者的共同意识,否则政权难以建立,即使勉强建立了也很难巩固。但他将连带意识提高到国家政权得以建立的诸种因素的首要地位,却是不妥的。

3、国家的统治和衰亡问题

他认为,第一,国家一旦建立,没有连带意识也能存在,因为这时王位继承的现实已在人们头脑中造成了王统观念。第二,国家要扩张领土仍受到连带意识的限制,所以不能无限扩大。第三,王权拥有者总是倾向专制化和生活的奢侈安逸,这种倾向若过度发展,人民就会不服从统治而掀起暴动,国家便会因此走向衰落。[8]这三点就是赫尔顿的“国家论”,他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统治者的本质特征——政治上的专制和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倾向,揭示了这正是国家衰亡的的重要原因。这是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经过冷眼观察得出的精辟结论。

4、如何以法治国的问题

赫尔顿在这里提出了他的法制思想,主张要限制王权的专制,必须制定被广大民众承认的“政治规范”,实际上就是法律,或限制王权的政治法规。他认为,若不依照这种政治规范进行统治,王权就不能充分确立。他还详细考察了各种宗教的、世俗的、凭君主意志进行统治的和有法律条文做依据的不同国家的类型,论证了他的法制主张的正确性。

伊本•赫尔顿提出的法制社会,当然不是近代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概念,而是类似于中世纪英、法两国等级议会君主制的政体。他所主张的政治规范,主要是指伊斯兰教法律。因为他认为,在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国家施行的伊斯兰教法律,已包含了所有的政治规范,所以伊斯兰教法应是最高之法。“宗教法的各项规定也只有通过连带意识和权力来实现”。[9]

伊本•赫尔顿还对社会文化各门学科发展的历史和教育问题作了深入研究,详细论证了知识和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阐述了加强教育的重要性。

伊本•赫尔顿因他的《历史绪论》中的博大精深的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和文化教育理论,而赢得了东西方学术界的普遍赞誉。他不仅被认为是伊斯兰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一代宗师,而且被认为是近代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被誉为“阿拉伯的孟德斯鸠”。他的《历史绪论》是世界上第一部试图系统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朽著作,被认为可与古代的修昔底德和近代的马基雅维里的著作相媲美。许多学者盛赞他是“伊斯兰教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也是历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10]

 

注释:

[1][法]格鲁塞著,魏英邦汉译:《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1-492页;

[2]伊本•赫尔顿:《历史绪论》第一卷,第158-17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4页;

[4]《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86页;

[5]伊本•赫尔顿,森本公诚译:《历史绪论》第二卷,岩波书店,1980年,第732-735页;

[6]伊本•赫尔顿,《历史绪论》第二卷,第771-772、784、738页。他提出的“事实上的价值”实际上就是指商品的价值,即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指的“自然价值”;

[7]伊本•赫尔顿,《历史绪论》第二卷,第559-573页;

[8]伊本•赫尔顿:《历史绪论》第一卷,第249-274页、302-329页;

[9]伊本•赫尔顿:《历史绪论》第一卷,第371、376页;

[10]希提:《阿拉伯通史》,第679页。

(责任编辑:yus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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